文人是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主导力量。文人本身具有创作和表演的能力，也通过艺术批评的方式，保障专业表演的格调不堕。晚明李卓吾等文人所推动的艺术批评，代表了士人文化中“文”与“艺”结合的高峰。优伶身份低贱，但也因此把心思集中在艺术的精益求精上，世代相袭的制度又令其有了深厚的积累。国家行政力量起到的作用是监管，以定期审查的方式，钳制内容淫滥及技艺不精者。要知道，严格的尊卑等级划分常能成就精湛的技艺和辉煌的奇观，这是历史的事实。当今时代，乐籍制已不能重蹈，但在文人自身的范围内，“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却是需要大力提倡的。用今人的表述，近于“智商”与“情商”之两全。

 

清代雍正年间，乐籍制见废，文人戏衰落而地方戏大兴，口语逐渐代替了文言入戏。昆曲的专业传承根基开始剥蚀。晚清以降，文人的生活、教育等方式进而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文言文、吟咏的韵律、尺牍往来的交际方式等均被鄙弃、嘲笑。这样，昆曲的文化土壤已经流失殆尽了。

 

另外，不加审视地挪用西方的艺术创作、表演、教育的观念也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另一因素。在欣赏视角上，西方的剧院设计是观众俯视演员，而中国的舞台则是高出观众，令人仰视“角儿”。在教学方式上，当代的课堂授课、统一教材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昆曲。其实也包括一切中国本土的技艺或学问，比如拳术、烹饪、古琴、中医等。这涉及到两种不同技艺的深层区别。无视和抹煞这种区别的“推广”，只会进一步摧残本已衰微的“绝学”。

 

中国的士人艺术要接上传统，并且在今后还能焕发自己的光彩，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文”与“艺”重新结合起来，而且是以“文”来统御“艺”。我们要理解此处之“文”乃是广义的学问，而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以，艺术创作要取得突破，希望还在于由我国学识汇聚的综合性大学来担当责任，一是恢复士人文化的氛围，二是继承“师带徒”的传授方式。即使短期内不能大面积地推广，至少也可以让中国的艺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自然地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