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仪（元末明初人，著有《南村辍耕录》）说，最早发现的丑角面部化妆即是粉面乌嘴，独具滑稽性。这种简单的丑角面部化妆，早在南唐（五代十国）已见端倪。据说，北宋皇帝赵佶（徽宗）见爨人（爨cuàn，当时西南地区〈今云南〉的一个部族）来朝，衣装屣（xǐ）履巾裹，面傅粉墨，举动稽滑可笑，于是命优人（演戏之人）仿效来演戏。后来面傅粉墨被广泛运用到丑角面部化妆中。丑角面部化妆产生的准确年代和剧目。无从确考，但丑角面部化妆早于净角脸谱，则是确定无疑的。

元代是中国戏曲繁荣的黄金时代，脸谱也有了重大发展。元代杂剧最完整的形象资料，是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内的元代杂剧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中的主角是女艺人忠都秀，演的什么戏，不太清楚，但人物装扮和舞台布置都很清楚。从壁画上看，元杂剧的化妆，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化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排的五个人，除了左起第二人之外，都是“洁面”化妆。左起第二人，画粗黑眉，勾白眼圈。这种在面部中心画大白斑的粉墨化妆，实为后世戏曲的丑角脸谱的主要样式。

壁画中后排左起第三人，涂粉红脸，眉、眼均用黑墨作了浓重的描画，在眉、眼之间加了一道白粉，戴着假髯。这个正面人物形象的脸谱，夸张幅度不大，但却有点性格描写的色彩（尽管性格描写不很充分），这是元杂剧为了塑造一系列性格豪放或粗犷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化妆上的创造，打破了以往副净那种白底黑线的基本格局，开后世戏曲脸谱的“整脸”谱式之先河。这个创造使得元杂剧的涂面化妆，具备了三种基本形式：一般正面人物的“洁面”化妆；滑稽和反面人物的“花面”化妆；性格粗放豪爽的正面人物的性格化的勾脸化妆。这比宋代两种基本化妆形式，有了突破性发展。

元杂剧的性格化勾脸化妆，除了壁画中的粉红脸之外，还有勾红脸和黑脸的。从许多曲文中得知，关羽勾红脸，张飞、李逵、尉迟恭等勾黑脸，都是受说唱文学的描写影响的结果。在妇女形象的化妆方面，也有“洁面”与“花面”之分。当时的“花旦杂剧”是写妓女题材的戏。扮演妓女，化妆上“以黑点破其面”，以同良家妇女区别开来。还有一种“搽旦”，扮演的是反面妇女形象，化妆上是“搽的青处青、紫处紫、白处白、黑处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搽旦一般由净扮演。搽旦化妆也属于“花面”一类，似乎比一般粉墨化妆更夸张些。

总之，元杂剧涂面化妆形式的多样性和适当夸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剧作者和表演者的倾向性（善恶褒贬的评价），通过化妆艺术鲜明起来。脸谱的倾向性，是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长期互动对话中形成的。有一定戏剧经验的观众，才能迅速而准确地判断脸谱的倾向性，否则，就会茫然不知所云。元代杜善夫的套曲《庄家不识勾栏》里曾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民进城观看到杂剧，便说：“满脸石灰，更着些墨道儿抹。”庄稼人没有看戏的经验，把白粉当成是石灰了。

明、清两代，是昆山腔、弋阳腔等演出的传奇剧目的天下，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使行当分工越来越精细，宋元戏曲中的净丑角色，到明清戏曲中分化为大净（大面、亦称大花脸）、副净（二面、亦称二花脸）和丑（三面、亦称小花脸）；大净中又有红面、黑面、白面之分；丑的脸谱，基本上是沿着宋元戏曲的“花面”路子发展的。副净扮演的反面人物，气局亚于大净，脸谱规格略大于丑，就是把丑角眉眼间的白斑扩大些，勾过眼梢，但又不同于大白面，大白面则扩大于整个脸部，或一直可以画到脑门顶。这个历史阶段，昆山腔和弋阳腔是基本相同的。如果比较的话，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如在大净脸谱方面，昆曲在白面上有较大发展，而弋阳腔则在黑面上表现得更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