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利是一對相反的範疇，「義」即「宜」，意為應該，現代漢語詞典對「義」的解釋是：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利」作為「義」的對立面，特別是指私利，即使用不公正、不合理、不應該的手段去達到獲利的目的。義利觀反映人們對待客觀事物的態度，在收藏活動中也有它們的體現。

收藏活動的「義」與收藏態度相關，明代董其昌說：「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骨董十三說》)。本著「聚道」的精神從事收藏的人，是因治學而收藏，因而在收藏中能「留心學問之中，得事物之本來終始」。留心學問需與人切磋，這使收藏家願意公諸藏品，用以互惠、惠人，有的甚至能把藏品服務於社會公益，體現了收藏活動的「義」。而本著「聚財」目的從事收藏的人，卻處處盤算藏品能否獲利，他們多將藏品秘藏，用以居奇，有的甚至採用制假、欺騙等手段來謀利。兩種收藏態度在古代收藏者中都存在。

古代收藏家在收藏活動中公諸藏品，互惠惠人的例子很多。如明代藏書家宋存理、吳寬、閻秀卿、都穆等倡導抄書，將自己的藏書無償提供給朋友借抄，以豐富各自的收藏。有的藏書家為此還訂立協議，《古歡社約》、《流通古書約》等即是古人訂立的圖書交流協議。

古人除借抄圖書外，也有借畫臨摹的。《畫史會要》記載，趙希遠與董玄宰去京口拜訪張修羽，見其所藏黃子久《浮巒暖翠》，十分喜愛。董玄宰囑趙希遠收縮小幅，臨摹此畫，張修羽特提供城南一處別墅供趙希遠摹畫。古代收藏家之間的互惠交流還有其他形式，如有的相約舉行「清玩會」，各自攜藏品參加；有的將藏品載於「書畫船」上，乘船出外尋朋訪友。此類活動在古籍中有不少記載。

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小生產發達的封閉性社會，藏品私有的觀念較強，因此，古代收藏家真正以藏品服務於社會的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北宋時代，有一個藏書家李常，少年時曾自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積書這9千餘卷。後來，他考中了進士，出仕為官，就把藏書存放於居住過的僧捨，讓天下士子閱讀。蘇樂坡曾在那兒讀過不少書，特為此事寫了《李氏山房藏書記》，褒揚李常捐書士林的義舉。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也在光緒八年(1882年)向政府提出，願把守先閣收藏的明清刻本和抄本書向社會公開，讓天下士子閱覽。近人陳登原認為，藏書家將書籍公諸士林，可避免書隨人亡的厄運，於保存文化典籍大有功勞，稱之為「愛書有德」。而從更大範圍看，其他藏品若不秘藏，而以種種互惠、惠人之法公諸社會，於保存古代文化同樣大有裨益，亦可稱之 為「愛藏有德」。「愛藏有德」與收藏的 「聚遭」精神是相一致的，它體現了古代收藏活動中的「義」。

古人收藏中與「聚道」精神相反的，是為一己之私利而「聚財」，將藏品秘藏是「聚財」的表現形式之一。藝風老人批評清代咸豐、同治以來收藏家的秘藏風氣時說：「京師巨公，以深藏為旨，以獨特為奇，不留一目，不跋一言。」他在《流通古書約》的題跋中記述了一則故事：北京某公存有一部亡父的遺稿，篋藏甚珍。凡有人問其下落，他便說遺稿存在，還未付梓；有人向其借抄，他說待刻印後相贈一部，免受抄書之累；又有人提出代他刻印，他說刻印自己責無旁貸。然而，此公不久亡故，遺稿終因未付梓而失傳。《清裨類鈔》記載另一則事：偃師武虛谷嗜好金石，某日聽說姚園一農家掘井挖得晉代《劉韜墓誌》，急往購買，將數十斤重的碑石親自背回家。回家後，仿此碑打造一塊贗石，以應付求觀者，真品秘藏在箱櫃中。後來，武虛谷死了，他的兒子以為箱子裡藏著什麼寶貝，夜裡偷偷盜出，打開一看，見一塊石頭，氣得一下扔到河裡，似這樣藏品秘藏終致湮沒的事歷史上不知發生多少，收藏者秘藏的原意是為聚財，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最終落得個物隨人去，人財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