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晚明应该是古代收藏热形成的第三个时期。尤其是明“隆庆”开关之后，海外大量的珍贵木材、犀牛角、象牙的进口及从海外传入的珐琅器工艺制作的日趋影响，古玩杂项工艺制作名人辈出。如明开创嘉定派竹刻的竹刻大家朱松龄、制玉大家陆子刚、制铜手炉大家张鸣岐、制墨大家方于鲁、版刻大家黄应光，还有明式硬木家具的兴起、明宣德炉的竞相仿制。此外，明代文人画收藏虽然流行，但此时，收藏古玩杂项应为最有影响力的收藏项目之一。明代最有名的古玩典籍为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均为明代古玩收藏名著。从董其昌所说的赏玩骨董(后人称古董，今人称古玩)之要义等，我们可以分析出:明代应该是“鉴古可以进德，收藏可以成才”的玩物长志论的奠定期。

清代家具收藏

其四，康乾盛世应该是古代收藏热形成的第四个时期。清康熙皇帝在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是甘愿让满族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康熙派督陶官郎廷极去景德镇烧瓷，当时郎廷极督烧的一件郎红釉瓶，在故宫成立80周年之际，作为故宫十件藏品中的瓷器代表展品，可见郎红釉的传世影响力。雍正亲自参与瓷器纹样设计，雍正时期的督陶官叫年希尧，其所烧的窑俗称年窑。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叫唐英，其所烧的窑俗称唐窑。乾隆80岁时为其祝寿督烧的“瓷母”瓶，十五种釉彩，十六层纹饰，高86.4cm，堪称陶瓷工艺上的经典。康乾盛世是我国陶瓷工艺的顶峰期，也是宫廷瓷器收藏的繁盛期。清俗称“乾隆工”的玉雕、竹雕、木雕、牙雕、角雕、清紫檀木家具等，都是后世竞相仿制的经典工艺收藏品。此外，康乾盛世名人字画收藏也依然流行。但此时赏瓶的流行，也说明宫廷带动下收藏精品瓷器应为最有影响力的收藏项目之一。清初最有名的古玩典籍是戏剧理论家李渔的《闲情偶寄·器玩部》，专讲文玩品鉴；谷应泰的《博物要览》是一部资料性汇集的古玩著述，十二卷分列碑刻、书画、铜器、窑器、砚、漆器、奇石等鉴赏。此外，《博物要览》基本上分别评定了碑刻、书画、青铜器、瓷器在中国文玩器物史的历史文化地位，对后世文人主要追求“金石碑帖”的收藏颇具影响力。

其五，清末民国初年应该是古代收藏热形成的第五个时期。清末时期，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宫廷内大量古器文物流出宫外，流露民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物之名，让其弟带出众多名画，为维持小朝廷的开支向银行抵押库存官窑器物。众多太监偷盗宫廷古器变卖，没落王爷贱卖宫廷遗珍。因古物卖家与买家出现，形成古玩群体市场，故清末年间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一度兴旺，日本欧美古玩商闻风而动觅商机。民国初年，上海五马路(现广东路)古玩市场也兴旺，上海滩著名的“卢吴公司”是出口古玩的大商家。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主流的收藏项目金石碑帖书画依然流行，日本欧美古玩商热衷于收购中国的宋至明清的官窑及历代石刻佛像等，故也带动了本土的买办、资本家、医生、律师们收藏瓷器及古玩杂项。这一时期是中国历代民间古玩市场真正的成熟期。也就是说，中国的收藏史从魏晋到唐宋流行收藏赏石，北宋至南宋流行收藏字画，再经过明末古玩概念的逐步形成期，康乾盛世古玩杂项的逐步流行期，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没有主要流行的收藏大项，但归结起来，所有收藏品都可归类为两个收藏大项:即古玩书画。“古玩”，包括瓷器、青铜器、竹木牙雕等杂项器物收藏品；“书画”包括碑帖、古籍等纸质收藏品。

清末民间最有名的古玩典籍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其本身是收藏家，精于鉴赏书籍、字画、金石、甲骨。该书除论述传世文物外，还有古砖、瓦当、古钱、玺印及出土古物之论述，并注重现实考古新发现，此书可以说是近代古玩考古学的发端之一。

民国年间最有名的古玩典籍为赵汝珍的《古玩指南》，赵汝珍其本身是文人，嗜好古玩，致力考古，收藏文物，曾任北京朝鲜银行理事，1939年出资数千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经营瓷器、字画等。其收藏实践与收藏理论相结合，又以自己本是古玩商的经验，写出一部民国时期全面系统地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书籍——《古玩指南》。此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古玩界的巨著，至今仍是资深古玩收藏者的必备工具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