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也存在一些缺陷，为了附会一年365日，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而当时人们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远不止这些。这365种药物被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应药性，又不便于临床使用，这些明显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神仙不死观念的主导下，收入了服石、炼丹、修仙等内容，并把一些剧毒的矿物药如雄黄、水银等列为上品之首，认为长期服用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神农本草经》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品种鉴定等内容，这一缺陷直到《本草经集注》才得以克服。

 

 

《神农本草经》里的有毒药物硬石膏

 

《神农本草经》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神农不是医药学家，自然也不会是《神农本草经》的真实作者，这一点在中医学界基本得到承认。但是翻开历史，发现有太多的医家都以为《神农本草经》的作者是神农。

 

《神农本草经》作者之一清代孙星衍

 

‘神农说’最有力的鼓吹者是陶弘景。《集注·序录》云：“旧说皆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其后的颜之推，孔志约等也是这样认为的。《颜氏家训》云：“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诩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孔志约序《新修本草》云:“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作，不刊之书也。”即使到了清代，考据大家赵翼仍迷信陶说，以《本草经》为神农之作，《曝杂记》云：“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笠存，《本草》《素问》以方伎存。”由此可见，在缺乏严谨治学精神和质疑精神的情况下，一个谎言能流传上千年。但也有严谨的学者能够独立思考，对此说提出质疑。梁朝阮孝绪撰《七录》始记有《神农本草经》这本书，计有三卷。是书云：“世谓神农尝药。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汉时，疑张仲景、华陀竄记其语。”

 

宋代王应麟也对神农著书说提出质疑，其在《困学纪闻》云:“今详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世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宋代叶梦得《书传》云:“《神农本草》但三卷，所载甚略，初议者与其记出产郡名，以为东汉人所作。”清代姚恒《古今伪书考》云:“汉志无本草，按《汉书·平帝纪》，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书中有后汉郡县地名，以为东汉人作也。”陈叔方在其所著《颖川语录》中写到《神农本草经》当中使用的某些药名有故意做雅的痕迹。比如，把“黄精”写成“黄独”，“山芋”写成“玉延”，“莲”写成“藕实”，“荷”写成“水芝”，“芋”写成“土芝”，“螃蟹”写成“拥剑”。这种华而不实的故意做雅，是东汉学风的典型表现。早在西汉《淮南子·修务训》中就有：“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始入说。”一语道破当时的风气。

 

那《神农本草经》的作者是谁呢，通观全书，可以得出此书和《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补充和完善。最后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东汉。

（责任编辑：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