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提倡具体的贤能德行，才会避免民众效仿形式而争夺贤名，人们才会各安其分，以利于选拔真正的贤能。不把罕物作为奇宝而珍爱，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贪欲而引出种种盗贼行径。不做挑动人们欲望的事，才能保持民众的心思不致流于迷乱。所以说上乘君主的统治：消解民众的自以为是的成见，杜绝他们主观独断的行为；让他们吃饱穿暖，能够安居乐业；不让他们产生试图胡作非为的野心，以免造作生事扰乱天下；锻炼他们的体能，强健他们的意志，使外敌不敢也不能入侵。经常使民众保持着因循自然不求造事、心境平和欲望清淡的状态，这样那些别有用心、怀有阴谋诡计的人就不敢也不能造作生事了。高明的统治者保持清静自然、不求造作的心态来治理天下，实施“无为之治”，那就一定能够达到太平盛世，天下大同。

“贤”在这里就是指那些“好的，美的，善的”等优良品质具体体现的形式。“尚”就是提倡的意思。

这么一来那就似乎不对了。“贤”就应该提倡啊，为什么老子要说“不尚贤”——不去提倡呢？

那是为了“使民不争”。因为提倡了，赞美了“贤”，“民”就会去“争”——争斗、争夺、争抢，都是不好的。这个“争”正是“道”所反对的，“道”提倡的是“不争”，而不是“争”。“民”一“争”，天下就不太平了。

那么“尚贤”和“民争”有必然的关系吗？有的。

因为如果提倡某个人的“贤”，势必要说出他为什么“贤”，这就要有“贤”的具体事迹。比如说某个人是大学者，要号召大家来学习他，那么就要说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学者，是因为他写了多少学术论文啊，主持了多少课题研究啊等等的具体成绩。所以他是“贤”的。

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最初那个人只是在认真地做学问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写出这么多论文的，课题的研究也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出来的。但是这么一提倡，就有了功利的效应了，那些只想求得“学者”之名或“教授”、“高工”等职称、头衔的人，他们就会去模仿这些成就“贤”名的轨迹去博取、骗取名利，而不是认真地去进行实践。于是，论文的字数是可以凑的，论文的内容是可以抄袭或代笔的，论文的篇数多也不代表质量高，论文、课题的档次高低也可以通过收买来获得好的评价等等。总之，具体的“贤”的标准一旦产生，那么势必群起而“争”之。

这种事，其实历史上也有过，晋代“举孝廉”的取士制度就是一例。朝廷要用人，命令地方官推举具备“孝”和“廉”这两种优良品行的人出来做官，甚至还把“举孝廉”的数量多少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一个手段。那就造成了一时之间，“孝廉”遍野，不是说真的造就了那么多的“孝廉”，而是人人都去争夺“孝廉”这个头衔，结果是真正具备“孝廉”品质的人不见得多了多少出来做官，反而让很多根本不“孝”也不“廉”的人窃居高位。

由此可见，“贤”不可“尚”。“尚”了“贤”以后出的大都是伪“贤”，而真的“贤”说不定反而被埋没了。

“难得之货”不能“贵”，否则“民”就要为“盗”，这与其说是“民”要为“盗”，不如说是统治者贪求“难得之货”的错误导向使“民”去趋之若骛地为“盗”。

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不是任何稀有的宝物。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清朝灭了明，满族夺了汉族的江山，但是文化他灭不了，也夺不了，所以最终反而被汉族同化了。十八世纪以后，多少所谓的“传世之宝”被侵略军夺走了，至今仍不知羞耻地陈列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里。这是我们的国耻，我们应该可惜。但可惜的应该是我们国家曾经是那么的落后，而不是去可惜那些被他们抢走的东西。东西他们可以抢走，但是他们抢不走的是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民族精神。只要我们真正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兴我们的东方文明，那么以后再也不会有强盗能来抢走我们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把“可欲”去显示在“民”的面前，那么“民心”自然就不会乱。统治者不去追逐“可欲”，那么老百姓也不会跟着心思迷乱，这也就叫“我无欲而民自朴”。

现在很多媒体大搞“超女”、“超男”的选秀，就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青年是可塑性非常大的阶段，过早地把“可欲”显示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看到有一条追逐名利的捷径，只能让他们本来就很不稳定的心变得更加迷乱。除了极少数幸运儿，绝大多数人又能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呢？更多的是让他们荒废了学业和工作，失去了脚踏实地地去奋斗的精神。即便是那极少数，又有几个能把这作为终身的事业呢？最终当她走出这媚俗的“光环”后，留给她的又将是什么呢？

后面这两句“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只不过是在推广、延伸“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意思。这些就是“无为之治”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过，上面的三个并列句说的都是“不”，也就是“无为之治”不能做哪些事情，那么真正的“无为之治”应该做哪些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