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根据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远古到秦统一)于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二编(秦到南北朝)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第三编第一、二册(隋唐五代)于一九六五年出版，共约一百一十万字。第三编第三、四册：(辽宋金元)及第四编。(明到清鸦片战争以前)已准备修订，可惜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范文澜主张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大段：(一)一八四O~一八六四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二)一八六四~一八九五年(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三)一八九五~一九O五年(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四)一九O五~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大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封建矛盾尤为发展。第二大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主要矛盾，而反帝矛盾较为突出。第三大段包括反帝一个主要矛盾。第四大段包括反封建一个主要矛盾。“研究中国近代史，以上述各个主要矛盾为基础，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了解历史的全貌。”《中国近代史》虽未写完，但范文澜留下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完整看法。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范文澜主要著述简介

1、《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本，暂缺）

2、《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4册) 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 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本书在“中国通史”的著作史上，具有开创作用。其特点在于：第一，肯定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角的观点。第二，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夕肯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伟大传统。第三，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社会，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阶段。进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说明它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处于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与旧史学是古非今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传统，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1950年以后完成的4册修订本，除保留了旧本的这些特点外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强调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应平等对待国内各民族。对曾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如资料较多，便立专节专章，使之与汉族王朝并立。在论述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时，力求摆脱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公正论断。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予以充分肯定。第二，重视文化史的描述。各个朝代都有论述文化的章节，尤以文学方面的描述最为精彩。此外，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天文、历算、医学、博物、水利、矿冶的成就，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三，尽量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旧本说周口店“北京猿人”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居民”，修订本则及时吸收“丁村人”、“山顶洞人”等新发现，说明由“北京猿人”到现代人进化的过程。修订本还专立“原始公社的遗迹”一节，叙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重要遗址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远祖作了概括的说明。第四，根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帝王将相进行科学分析。既承认他们有压迫剥削人民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克服了旧本中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