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蔡元培故居

他要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

于是，北大校园里有保守派、有维新派亦有激进派，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在蔡元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说起北大的学术自由，张竞生应当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此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类似于今日的计划生育)，但因“不合国情”而未获重视。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称赞。在北大哲学系，他一连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可以看出，这与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的思想颇为暗合。

张竞生将自己的学说统称之为“美的学说”，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他还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著名的“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观点亦颇为新颖超前。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等都很有兴趣地参与了这场争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总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慨叹的是当时风气的开放，与我们头脑中预先的设想实在是相去甚远，也可见那时的大学和社会，学术研究是很少有禁区的。此外，张竞生还曾担任过“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

北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例如梵文，例如佛学。有学生回忆说：“北大经常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这在经济的算盘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摘自《过去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