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自幼入塾读经史，后入高级小学，因家境贫寒曾一度辍学，与人设馆授徒，并兼营书店，但仍坚持自学，每进新书必先读而后再出售。不久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后留校任教员。1918年只身游学开封，在著名教育家张嘉谋指导下，考入河南育才馆，毕业后在《新豫日报》任编校。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王国维，与商承祚、容庚等同为研究生。

提起董作宾，中国学界并不陌生，抗战前，就流传着“甲骨四堂”的说法。所谓“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董作宾生前死后，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给予充分肯定。1945年傅斯年在董著《殷历谱》序中说：“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彦堂之每进一步。”董作宾的每一项研究，都有力地推动着甲骨学的发展。世所公认，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

董作宾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历史地理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其中尤以在殷墟考古和甲骨学上的贡献更为突出，成为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中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在院长蔡元培先生支持下，即着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董作宾被派往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向研究院提出了《殷墟甲骨调查报告发掘计划书》，并呼吁：“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世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于是，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殷墟进行首次科学发掘。

董作宾对考古学的贡献，表现在发掘整理上，更表现在解读研究上。前项工作是让掩埋的古代文物现出原型，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原始材料，使甲骨及古代器物从古董上升到考古阶段；后项工作则是通过解读研究，让死材料现身说话，帮助人们认识古代历史和文化，使甲骨文走进科学研究阶段。后项工作包括时代考证，文辞研究，契法探索，骨料辨析等，既需要学识才智，也需要勤奋耕读，甚至是献身精神。因为甲骨文研究，到董作宾写作第一篇文章，虽然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出版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王国维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但一直未能走出传统金石学的圈子。

因甲骨文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抢购者日多，价格猛涨。有些人为牟取暴利，学会造假，一时间，赝品流行，真假难辨，给收藏和研究带来诸多麻烦。鉴于这种情况，董作宾下功夫研究甲骨文的刻法。他到安阳找到一个以刻假甲骨文为业的雕刻家，同他交朋友，虚心向他求教，从中学到许多辨别真伪的知识。同时，他也找到研究甲骨文的一条门径，开始进行另一有意义的实验。他用放大镜仔细地审视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对放大２０倍的照片仔细观察，他发现刻甲骨与写字不同。写字可以纵横交叉，而刻甲骨则有固定的习惯：有的先刻直画，再刻横画；有的先刻横画，再刻直画。刻直时完全刻直，刻横时完全刻横，并不交叉进行。对比不同实物和拓片，细心研究刻辞笔画的先后次序，他发现刻辞的习惯因时代不同而异。这一发现对于考证刻辞的年代大有裨益，研究者可以从刻法确定甲骨文的年代，进而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和文化。

董作宾在甲骨文缀合复原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甲骨文缀合是将支离破碎、身首异处的甲骨重新组合在一起，以增加甲骨文的史料价值。这是一项繁重复杂、学术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学者有深厚的甲骨学功底，敏捷的思维和敏锐的眼光。董作宾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看做是甲骨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之与分期断代并列为“甲骨研究新方案”的“两种原则”。他在撰写《殷历谱》时，对甲骨断片多有缀合。对《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学乙编》的残片缀合工作，也给予全力支持。张秉权根据原骨对《乙编》缀合成《殷墟文字丙编》，与董的提倡有很大关系。

《殷历谱》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时最长、费力最多、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从1930年开始，董作宾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历，尔后，不断汇集资料，细心整理，到1935年初步理出头绪。深入研究是在战乱流离中。抗战开始后，董作宾随史语所迁长沙、桂林、昆明。1940年冬，日军封锁滇缅路，云南告急，史语所又迁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大迁移，让人疲惫不堪，心神难定，再加生活清苦，不少人另谋生计，留下来的人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蔡元培先生常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勉励研究院学人。但不管迁到哪里，只要能放下书桌，董作宾就投入工作。董作宾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时有断炊之虞，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傅斯年说《殷历谱》使“中国信史向上增益300年”，李济称《殷历谱》是：“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是学术界的一件伟大的创举”。

董作宾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由他发端的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至今仍为人称道。

董作宾的研究，如在洪荒的山地耕耘，其间有荆棘沼泽，也有崇山峻岭，容不得懈怠，也容不得懦夫，只有在曲折艰难的小路上攀登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峰。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