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1901—1979年），文学家、金石学家，号立厂，又作立庵，曾用名唐佩兰、唐景兰，曾用笔名曾鸣。1929年后天津主办过《商报》的《文学周报》以及《将来月刊》。

唐兰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讲授古代经典。唐兰对中国文字学、古器物学、先秦史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对故宫藏品的研究成果和对故宫学术发展的指导，对故宫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6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日寇侵华，北平沦陷，辗转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后方研究条件很差，但先生授课之余仍坚持不懈进行学术研究，成果迭出。其40年代所著《中国文字学》一书，曾礼先生评价“是在掌握新资料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理论更严密的、方法更科学的文字学体系的一部代表作品”。“他提出的文字学理论，对于使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对文字改革也付出了很大精力。

唐兰从事教育和科研50多年，涉及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在研究古文字学、文字学以及古代史、青铜器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此外，他于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垠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如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使古文字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猜谜射覆式的主观臆想，走上了比较科学的轨道。他主张文字学应从音韵和训访学中分出，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反对把文字学的研究仅仅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一种工具。唐兰提出三书说：形符（象形）、意符（象意）、声符（象声），突破了《说文》体系。唐兰还主张用拼音字母和部分汉字组成新文字，代替现行文字。在古文字的分类中提出较为科学的自然分类法，打破《说文》归纳的五百四十部分类法。

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他主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应在西周、春秋之交。对商、夏、周纪年的推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亦有独到的论点。总之，主张应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

此外，对于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唐兰一生著作繁富，重要专著除本志《著作目录》篇已记载的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等外，重要论文还有《敦煌所出汉人书太史公记残简跋》、《切韵中所见隋唐以前韵母考》、《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古乐器小记》、《理想中之商周器物著录表》、《陈常陶釜考》、《论古无复辅音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智君子鉴考》、《天垠阁甲骨文存》、《韵英》、《虢季子白盘的制作时代和历史价值》、《郏县出土的铜器群》、《在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的问题》、《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初探》、《从大汉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时代》等180篇。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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