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钱文忠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以及同名图书的上市，《三字经》和蒙学读物近期成为电视观众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它的再度流行也被认为是传统文化升温的一个符号。不过《三字经》在中国传统蒙学中地位到底如何，它与“国学”的关系如何，现在阅读它还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在热潮当中却并没有厘清。为此，本报近日专访了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对《三字经》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说。

     变迁 

　　《三字经》600年来一直在改

　　新京报：人们一般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即所谓的“三百千千”看作蒙学课本。那么，什么叫做蒙学？它是从何时起源的。

　　朱维铮：蒙学即启蒙教育，主要教童蒙识字并初知人文的自然的常识。至迟在秦汉时期，已有官方颁行蒙学课本，如秦朝李斯所编《仓颉篇》、汉朝史游所编《急就章》，在清末敦煌、汉长城遗址均曾发现残简，可知都已普及到边疆。这类课本，多半偏重知识启蒙。到南宋朱熹区分“小学”、“大学”，自编训蒙课本，强调启童稚之蒙，也应以伦理为依归，所谓“含理之事”，因而他的《小学》，内篇四卷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类，外篇二卷则分录嘉言、善行。

　　新京报：关于《三字经》的作者，现在有好几种说法，你认为究竟是谁？

　　朱维铮：宋末王应麟曾被认为是《三字经》的原作者，1979版《辞海》仍取此说，而对1936年版《辞海》已举王应麟非其作者的证据置之不理，可见混乱并未澄清。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我以为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舒新城等四先生主编的《辞海》的说法较可信，即它初为南宋末的广东南海人区适子所作，经明朝黎贞增广，至清亡后又有续补。续补者可能是逊清遗老，由末段“至宣统，大宝倾”可证。我幼时所读，就是民初的本子。所以它由初编，中经宋元明清四朝，到民初还在改，历时六百多年。时异势移，列朝统治者的族类不同，文化政策取向有异，蒙学教材的内容当然也会“与时俱进”。我不知道有谁搜集并比勘过自宋末至民初的《三字经》的历代传本，但我以为仅从近年那些不知出于何朝何代何人所编或改编的文本，就来宣传它的特性或价值之类，并非尊重历史的态度。

　　重订 

　　缘于对官方教材的抵制

　　新京报：在论及现在幼儿读经的时候，有学者曾经说过，《三字经》只是蒙学课本，而蒙学课本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铮：《三字经》从来不是“经”。它到民初还由疑为逊清遗老的作者补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由于民国历届政府准行的小学教科书在民间迭遭抵制。民国十七年（1928），即国民党登台执政的次年，“中华民国”招牌的设计者章太炎，却因反国民党“攫夺国民政权”，遭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当局通缉。正是此年，章太炎忽然 “重订《三字经》”，“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

　　我以民初流传的刊本《三字经》，与章太炎的重订本比照，可知章太炎不仅对民初高等教育不满，更指责当时小学教育已教少年数典忘祖。于是他宣扬《三字经》远胜于民国部颁部定的启蒙教科书，却又认为其祖本已粗陋，“明清人所增尤鄙”。

　　新京报：章太炎先生重订，与原来版本的主要差异在哪里？

　　朱维铮：据我所见《三字经》的民初续补本，与章太炎的重订本，一大差异在于叙清史：

　　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三字经》民国通行本。）

　　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章太炎《重订三字经》。）

　　两本均为三言八句二十四字，表述的历史认知却大不相同。据民初通行本，作者意谓满洲与明朝原为两国，因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援，入主北京，创建大清帝国，从顺治到宣统，凡历十帝而国运终结。章太炎的重订本呢？却强调清史必从努尔哈赤在辽东初兴算起，他犹如秦汉到元明的那班王朝创业者，起初都是胜朝臣民，却因缘际会而成帝国太祖。所以章太炎认为清世祖即顺治帝，并非满清的创业者，只是帝国的一统者。因此在满清末代皇帝被迫逊位以前，这个帝国已历十二世。较诸民初通行本《三字经》的说法，更合历史实相。

　　地位 

　　从来不是正统启蒙教材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三字经》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关键词，传承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家思想，这个定位是否准确？

　　朱维铮：在朱熹死后半个世纪左右，出现的《三字经》，开篇就宣扬朱熹调和孟、荀的人性论，一面说“人之初，性本善”，似为孟学，一面又承认“性相近，习相远”，暗寓《荀子》所谓人性本恶，“善者伪也”，要通过教育改变后天的积“习”，才能改过迁善。所以，倘若不了解中世纪的经汉学与经宋学的区别，不了解由唐代韩愈、经过北宋的王安石到二程兄弟，直至南宋中叶的所谓朱陆之争的实际历史过程，便很难说清朱熹那套“道问学”，距离孟轲自诩的儒学原教旨有多远。

　　新京报：这些蒙学读物，从它在历史上实际的作用来看？具有怎样的功能？

　　朱维铮：十八世纪晚期编成的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正目存目均不提《三字经》，仅有一次提及早于它二三百年编成的《百家姓》，也鄙夷地称作“村塾所传”的陋本。由于太平天国二年（1852）天王洪秀全曾新编《三字经》，启发儿童的反清意识，更使清朝官员讨厌这类民间蒙学课本。清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假手幕客缪荃孙所编的《书目答问》，所附“别录”，列有“童蒙幼学各书”，所介绍的五代宋元的启蒙读物五种，也不列《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还在介绍《仪礼韵言》时用讥笑的笔调写道，由读此四言韵编而再读经典，“岂不胜于读村书杂字、《百家姓》万万耶！”对于较《百家姓》晚出的《三字经》，连书名也不屑一提。

　　正因为清亡前六百多年里，列朝官方都没有将村塾蒙学课本放在眼里（官绅家族是不用《三字经》之类给儿童启蒙的），也使此类读物逃过了明清的官方图书审查，例如《清代文字狱档》所记诸案，便未见涉及《三字经》之类村塾课本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