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当年曾经说:“我的良好精神状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

德国哲人尼采称赞《老子》：“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我们的国家当前仍然坚持着以唯物主义为主体，但是应当看到《老子•德道经》并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宗教。《道德经》曾经在汉代诞生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然而却并不是宗教产生了《老子•德道经》，这个父子关系我们要弄清楚。《老子》，是中国2500年以前历史上人类优秀文化的总集成，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老子》，是文化，是民族的精神食粮。既然是道德文化而非宗教，而且能承担起精神文化营养人们心灵，提高人文素质的作用，使整个民族的心灵获得净化与升华，诵而读之又有何不可呢？海外华人和西方人都爱《老子•德道经》，世界都在走近老子，其价值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推广和宣传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中国人应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道德理念精髓，并且从中获得精神营养。

《老子》的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在十七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逐步从中国传入欧洲，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欧洲的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早就启示人们：“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早在1957年就指出：“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魔盒）？我再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李约瑟在他的书中曾经介绍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发现了东方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用中国的道德精神为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反对宗教，所以说中国的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法国就曾经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人权宣言》。

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绝学无忧—老子思想西方

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指出：“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所以在千年之交时，英国的《独立报》曾经发表文章说：“别提西方，是中国塑造了这个千年”。

德国在世界上号称哲学家的摇篮，诞生过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大师。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

最初，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他盛赞“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超过了近代人。”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茨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在辩证法上成为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三生万物的三段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他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大科学家尼•玻尔认为道家的“阴阳图”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标志，他把“阴阳图”作为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标徽。所以卡普拉称《易经》为“圣书”，说它激励了各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思想家、科学家。欧洲哲学权威捷恩也把《易经》作为“智能宝典”，说它“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论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

在德国的政治界、科学界也推崇老子思想，每年德国还会举行国际老子研讨会。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

二、海外重视研究简帛《老子》

海外的汉学界，非常关注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老子的学术研究。在考古界发现简帛和整理成文发表以后。西方各国的学者都关注着简帛，特别是对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和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大批有知之士都积极投入到研老之中。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的热情，就是开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这种研究的热情迄至今日也没有止息。

美国白兰汀公司曾经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这部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都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都被收入了丛书之中。

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7种版本。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的内容，具有可与稍晚时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照互看之处，同样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想尔注本、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也是多有卓见著述。池田知久、岛邦男（日本）等在研究中也发展了一些帛书《老子》研究成果。

而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抄录的一组经典，有的学者认为是“附抄”，我认为应当同样是正抄，它与《老子》甲乙本卷一起郑重地存放于一起，就已经充分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同类性。它们之所以一起存放，应当就是汉初自刘邦至文景时期长期被朝庭推崇并且使用的，而在汉武帝时代却突然遗佚的黄老学说典籍（详论另述）。马克（法国）关于帛书《刑德》的研究成果已经获得许多学者的称赞。他与夏德安、汪涛等对马王堆帛书《式法》的研究也是颇有心得。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这一学术观点可以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照而参考。日本学者在研究老子方面也比较重视，其中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数家之学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则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显得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