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美国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形象的刻画。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

1894年，美国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是被着力夸大的特征，他们十有八九被描写成“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唯一比较正面的刻画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Ｄ·Ｗ·格里菲斯完成的。在其1919年的影片《花朵》中（上映时又名《黄种人和少女》），格里菲斯塑造了“黄种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与和平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西方女子的追求，开创了采用唐人街为背景的先例，对中国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给予极其推崇的描写。渐渐地，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中国女子与白人男子的性爱和恋情故事成为表现异国情调的一个重要素材，而且也有一定的套路。这类影片有《砸碎的脚镣》（又名《黄种人和白种人》）（1916年）、《东方与西方》（1930年）、《神明之子》（1930年），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这种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爱情在美国银幕上一直是流行的题材。

30年代，中国发生的满洲问题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注意，那两年的新闻头条经常是这个问题。傅满洲博士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美国的银幕上。“傅满洲博士”在好莱坞时起时落，宛如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晴雨表。早期美国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便是“傅满洲博士”。在电影海报上，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男女主角被傅满洲的巨影吓得缩成一团。

从上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在美国银幕上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中国人形象是侦探查理·陈。据说，其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跃的华人侦探，经作家加工、改造，从20年代起流行美国。好莱坞据此拍摄了近50部系列电影，塑造了又一个较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他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虽然影片中他动辄引用的孔子言论，未必是孔子所说，如“仓促的结论很容易做，但却像一个泡影”、“怕死的人死得更快”、“没有名字的人就像没有跳蚤的狗”、“机智有时比利器更有用”等等，但都成为查理·陈的名言而被广为传颂。

（责任编辑：七月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