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来华拍摄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刚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过纪录片，只是这些影片的名称和内容现在已难以考证。

1898年，美国爱迪生电影公司的一名摄影师在周游世界过程中曾在香港和上海拍过一些素材，后来被编入《香港码头》、《上海街景》等6部短纪录片中。4年后，另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根据其摄影师在北京、天津拍摄的素材编辑发行了《北京前门》和《天津街景》两部短片。

1908年，在上海从事电影放映活动的意大利人劳罗也开始了拍片活动，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片，而在北京拍摄的《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纪录了一个古老帝国的两位统治者的葬礼。

1909年，法国百代电影公司的摄影师来北京拍摄风光片，也拍摄了纪录一些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何佩亭）的演出片断。同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起初拍摄的大多是纪录片，如《西太后》、《不幸儿》等。

1925年，苏联导演史涅伊吉诺夫与一名摄影师随同开辟莫斯科—北京远程航线的苏联飞机来到中国，在张家口、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拍摄了一些素材，被编入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此片后来更名为《东方之光》，作为苏联在国外上映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在西欧诸国放映。两年之后，另一位苏联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中国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影片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上海的情形，于1928年在苏联上映。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开始对中国的西北部进行了持续8年之久的考察活动，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的电影资料，曾在北京放映。1920年末期，另一位瑞典人，考古学家安特森用电影纪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见闻，影片对塞外的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战争岁月的记录者

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用一台16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6年，斯诺在访问延安期间拍摄的一些素材，纪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形象，红军步兵和骑兵的操练、检阅和野战演习，八一运动会的球赛及部队的文娱生活，这些素材也成为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继斯诺之后，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海姆也辗转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反击》。

1938年，又一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罗曼·卡尔曼来到中国拍摄了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同年，荷兰纪录电影工作者尤里斯·伊文思历尽艰险来到中国，他拍摄的《四万万人民》曾在不少国家上映，对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