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华拍摄的日本纪录片不仅被用作鼓动日本民众和军队进行侵略战争的宣传手段，更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的外交手段。1937年8月21日，就在“七七事变”一个多月后，“大日本电影协会”在中国成立了“满洲映画协会”，大肆制作宣扬伪满“国策”的影片。从1937年至1945年，该协会在中国拍摄了600余部影片，其中半数为系列新闻纪录片，如《新闻周报》、《大东亚战争特报》等。

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曾经对重庆进行过200多次空袭，出动战机9000余架次，投掷炸弹两万多枚，炸死炸伤市民数万人……这段被称为“重庆大轰炸”的史实曾经被纪录在长达6个小时的电影资料片中，摄制者包括日本航空队的随军摄影师、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记者以及原国民党中央新闻制片厂的摄影师。这些资料片在二战后曾经被美军缴获，后来几经辗转才流入国内。2001年6月4日，根据这些资料片剪辑而成的51分钟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录片在重庆试播，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60年前那场劫难的纪录片。

封闭与开放

1949年9月底，25位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来到中国，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两个摄影队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分别被编入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影片于

1950年7月17日全部制作完成，上映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均获得了“斯大林奖”一等奖。这两部影片大概也是外国人在华拍摄的最早的彩色纪录片。

1955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盖来到中国拍摄了《北京的星期天》，享有法国“新浪潮之母”盛誉的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作为艺术顾问一同前来。1958年，已经定居巴黎的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反映了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江南农村景象。

1960年代，似乎没有外国人来中国拍摄纪录片。

1971年，伊文思与罗丽丹花费5年时间拍摄了由12部影片组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集《愚公移山》。1976年3月初，这些影片在巴黎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也许是由于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锁国”已久的中国的需求，此片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6个月，后来又在西德、比利时、巴西等国播映，受到广泛好评。1980年代中后期，他们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在中国拍摄的另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更成为纪录电影史上的杰作。1938—198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部影片让安东尼奥尼和他的电影在中国遭到全国性的批判。安东尼奥尼的遭遇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正如一位加拿大纪录片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冷淡，从来没有成功地与他们进行过密切的交流，只是一些由观光客拍摄的旅行日记般的有关中国的印象而已。

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冷战局面主导着国际关系。超级大国之间划定了不容“敌国”记者和游客涉足的势力范围。1972年，美国与中国突然恢复外交关系的举动似乎成了打破冷战僵局的信号。基辛格精心策划的北京之行吸引了成群的西方记者扛着摄影机飞往中国，争相录下尼克松和毛泽东相互表达慷慨友谊的盛大仪式。友好的节日气氛为来去中国的其他旅行打开了通道，这些旅行的宗旨通常是为了拍纪录片。一位美国纪录片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坦恩在中国》（1980，获当年的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可以说是这类影片中最意味深长和最温暖人心的一部，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家兼指挥家艾萨克·斯特恩通过旅行演出为中美音乐界的合作而付出的努力，若是在几年以前，双方都会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1979年8月，一支由日本人和中国人联合组成的摄影队踏上了沉寂千年的丝绸古道。1981年5月完成的《丝绸之路》播出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丝路热”。此次合作拍摄的成功又诞生了后来的《话说长江》、《黄河》等系列纪录片。这类影片尽管总体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制作精良，但因受到题材等因素的局限，无法展开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使得这类影片更多地停留在考古探幽和对古文化遗址的重新解读上。这期间，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为题材、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纪录片应该说是英国导演菲尔·阿格兰花费三年时间在云南拍摄的《云之南》和BBC出资制作的《龙之心》。

新世纪以来，中国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吸引着更多国家的纪录片人的目光。

（责任编辑：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