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五十至七十年代

在这一时期，尽管依然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政治意义，但新马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的理解和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是方修和章翰。

方修是五、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坛上的鲁迅精神和形象的最虔诚和最坚定的捍卫者，其探讨问题，著书为文，多以鲁迅的章句为圭臬，任鲁迅的思想为指归。他在1955年至1956年间写成的鲁迅式杂感文集《避席集》最能体现他对鲁迅先生的推崇（方修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的马华文学史和马华文学大系的编写工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方修先生对新马鲁迅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引示作用，他对鲁迅的崇敬是真诚的）。［2］(p13)到了七十年代，章翰先后完成了《文艺学习和文艺评论》（1973）和《鲁迅与马华新文艺》（1977）等两部著作，继续推崇“左派”的鲁迅精神，坚持认为无论是学语言、为人做事、思想、或探讨如何搞表演艺术活动，都需要向鲁迅学习。他同样热情而真挚地表达了对鲁迅的崇高敬意：

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对于马华文艺的影响，不仅是文艺创作，而且也遍及文艺路线、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就是在星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鲁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在马来亚有象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3］(p48)

方修和章翰都是新马知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多建树。他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虽然仍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痕迹，但他们毕竟都深入了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并能融入自己的体悟，较大程度上推进了新马的鲁迅研究。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学者还有郑子瑜先生。早在1955年他就完成了《〈阿Q正传〉郑笺》关于《〈阿Q正传〉郑笺》的出版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该书完稿于1945年，郑子瑜当时将书稿寄给在厦门大学执教的朋友叶国庆先生，转请郑振铎先生撰写书序，并介绍出版处。郑振铎收到了书稿，亦答应作序，但不久，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书稿不知所终。到了八十年代，书稿竟在街头出现，几经周折，还奇迹般地回到了郑子瑜手中。1993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终于将它印行出版。和《鲁迅诗话》两部专书，开始冷静地将鲁迅的作品当作文学经典来认真地加以探究。在出版方面，除了《文艺行列》、《荒地》、《沙漠风》、《耕耘》、《生活丛刊》和《行动周刊》等刊物刊载的“鲁迅纪念专辑/专栏”外，1976年出版的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文集《俯首集》也是一部不应忽略的鲁迅研究论文集。

D.八十年代至今

最近二十年来，新马的鲁迅研究开始有了不同的途向：马来西亚仍沿承传统，鲜有突破，更令人担忧的是，鲁迅研究似乎后继无人。吴天才（即江天先生）教授1991年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退休之后，至今，该系仍没有开设任何与鲁迅研究相关的课程。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马大中文系自1972年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至今，竟然没有一篇学位论文是关于鲁迅的。此种情势，应该同马来西亚独立后华文教学的艰难处境有些关联，随着马来西亚华教事业的发展，相信马华学者将再次将他们的学术视野转向鲁迅研究这片永恒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