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教授说：“我们几个人研究儒学，势单力孤，国内有一个正规的研究机构：汉喃研究所。”当他陪同我们访问该所时，所长郑克孟、汉学专家黄火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向我们谈了许多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的认识。认为两千多年来儒学密切了中越关系，今后还会持续下去。他们带我们参观了藏有大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看了一些汉学研究生的论文。在我们和越南汉学专家的接触中，更深刻地领会到胡志明主席所说的那名话：“中越友谊深，同志加兄弟”。

东南亚：“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36%，他们长期以来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一直奉行着。吉隆坡有座尊孔中学，就已建校九十多年。笔者1998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儒商大会上，就接触到当地一些汉学家。他们学儒学、用儒学更加实际。在当地未把中国字、中国话当作官方文字、官方语言的情况下，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忘记故国，有些人自己拿出钱来办华文学校、编辑华文报刊、出版华文书籍，成为人们景仰的儒商。在会上、会下我讲了一些道理，儒商陈春德、郭仁德等人却讲了些办学校、办刊物等更有实践意义的实际内容。吴德芳先生主持的中华学术大会堂，在全国13个州都设有分堂，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如何运用等问题。

在印尼、菲律宾同样是这样。例如印尼的林联兴先生是位企业家，但他却用大量时间宣传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更好领会儒家文化的精髓，他经常向中国学者请教。

新加坡原来是马来西亚最南面的一个省，1965年独立后，社会经济逐步发展。李光耀总理执政后，确定汉语、汉字与英语、英文共同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与文字。规定了“敬老周”、“礼貌周”，还组织一些国内外专家编写了《儒家伦理课本》，由中学三、四年级选用。许多学者经常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例如新加坡孔孟发展中心主持人杨瑞文教授是我多次会面的老朋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又特别钟情。说起新加坡的儒学教育时，他说：“新加坡八十年代推行的儒家伦理教育，第一个目的在于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请出孔老夫子来，建立一个有道德的社会。第二个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原因，中国人刻苦耐劳，学儒学可发挥他们的潜力，增加生产，促进社会进步。”

1994年世界颜氏宗亲会在新加坡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我在会上作《颜子思想的社会价值》的学术报告，所接触到的大量颜子后裔，多是仁德诚信的谦谦君子。我们在那里只两周，当地的《联合早报》等报纸便报道了7次。许多颜姓人都为自己是圣贤后裔而自豪，新加坡的媒体更为圣贤后裔仍在该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