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早年间，当他们到韩国时，曾惊讶地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头像，而是韩国最有名的一所书院——陶山书院。后来他们还发现，在岳麓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从不直呼朱熹名字，遇到中国学生如此称呼，他们也会板着脸立即制止，生气地表示，应该称为“朱子”才好。

同时，这几年开始转向东亚书院研究的邓洪波还在日本发现，有些书院一直遵循着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每次升旗仪式时，都会高声齐唱书院学规。对此，邓洪波曾经感慨过，“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之时，大家只能到国外去寻求研究样本，此话说来颇让人痛心。

还好，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循环往复间调整着脚步。如今，当现代化和全球化使得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面对众多其他文明时，中华文明欣然接受了挑战，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不过，中国人现在急需的正是一种新的文化，同时，还有一种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文化载体和组织。此时，书院的复兴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如今有不少已经非常“博物馆化”，但是，它所具有的教育精神，它所提倡的自发性的学习和教育方式，还有其纯净的学术环境，对于人的道德人格与社会良心的培养等等，都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一个世纪的轮回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不过，在中国，书院的数量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升的，其境况也同样如此，在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书院都曾体会过衰落，也品尝过兴盛。所以，曾有人说，书院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的兴衰史，便是中华文明的示波器。邓洪波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

在中国，书院最糟糕的经历应该起始于上世纪初，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西学堂，自此，书院才开始销声匿迹。随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书院被完全抛弃。甲午战争之后，以前被国人看不起的日本大胜，这使得国人免不了开始反省，于是，当时派出许多人带着“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问题到日本学习。最终，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此后，西学之势便迅速刮遍了大江南北，占了上风，而科举制度和书院一时间则成为了拖累中国、使我们被动挨打的废旧文化。

有关书院寥落的背景，朱汉民的分析最为简短直接：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当时人们想学习西学，于是开始有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那时就已经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所下的有关改书院建学堂的诏令没多久就夭折了，不过后来慈禧的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还要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了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并且分成了文理工。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

可事实证明，如此改革并不是一条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其实早在五四之后，有一批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像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开始认识到废除书院的做法是过激行为。早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就曾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他一直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对于这些人而言，书院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当然，这魅力对于每个人而言也并不相同。

比如毛泽东就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授知识，最后拿取文凭。所以，1921年，毛泽东才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而钱穆则更看重书院的文化传承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选择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之所以把地点定于香港而非台湾或大陆，正是因为他深知那里是殖民地，更需要提携传统文化。

早年间，季羡林先生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曾感叹道：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如今，经过一个世纪的轮回，这已经被废弃多年的另一条腿终于又开始踏上征程，并且是以全新的面貌。朱汉民就曾在采访中强调过：“如今的书院就是要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南有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