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一事，在陈隽如的文章中得以证实:“每月课文一次，由李实忱批改，题目由社颁发，纯系自觉，不能作文，亦不勉强”，另外，每学期还有一次考试“每年(学年)举行测验一次，各位讲师分别出题批改”，考试也属于自愿性质，如不参加，也不勉强，考试后“择优颁发奖状，以资策励”。

在国学教育上，李廷玉很注重与现实的结合，而并非一味地追古溯古，在《国学》月刊发刊词中，他明确表示:“勿蹈宋儒之辙”，“实事求是，躬行实践”，“尤应各加奋勉，勿再徒托空言”。

官商共捐的办学机制

国学研究社自创办之日起，开办费由李廷玉个人承担，运营经费则由各发起人按月分捐。“虽然几位老师讲课不收费，但国学社的日常工作还要请人打理，而印发讲义，疏通关系，车马费用等，每月都不够用。所亏的钱，都是我祖父量力资助。为了把国学研究社办下去，我祖父费尽了心思。”

《国学》月刊第一期文章《述国学研究社艰难缔造之概况》中介绍，由于经费不足，经申请，教育厅每年捐资200元，教育局每年捐资200元。李廷玉担任其他学校校董期间，常常为了国学研究社的经费东拆西补，若有结余，就拿来转作国学研究社经费。但他一己之力终究难以支持太久。

而后，李廷玉通过个人关系，向长芦盐纲公所谋求每年资助2000元。李廷玉家族企业合丰公司首倡企业认捐，并主动认捐每年500元，另有德兴公司认捐每年1000元和裕蓟公司认捐每年500元。李希闵回忆，除公开认捐的款项外，“我们家的合丰公司地址大概在现在的文化街口，每个月捐100元。”

在众人捐助下，国学研究社从1932年5月4日创办，坚持了五年有余，到“七七事变”后，李廷玉心灰意冷，国学社停办。“日本人进来之后，听说我祖父曾经创办了国学研究社，他们很感兴趣，就多次派人找到我祖父，劝说和威胁他继续开办。我祖父虽然热爱国学，但却不愿意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所以始终没有继续开办，国学研究社在1937年就结束了。”

（责任编辑：蝶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