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自然环境对精神生产的影响一直受到关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意大利时，就特别强调南北意大利人在性格与审美上有很大的区别。国学是北方与中原文化的产物，但自春秋时代传播到江南以后，受江南特殊的自然条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与谱系。以后，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有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但以往的正面研究很少，从属于江南区域经济、宗教、社会史、文学艺术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查清华：就文学而言，自然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就特别值得关注。丹纳的自然环境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论及自然环境对我国南北文学生产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指出江南抒情文学发达的一大关键。地理因素又会影响区域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从而作用于精神生产。这一层丹纳在实证分析欧洲文艺时未能推及，不免有自然环境决定论之嫌。而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就关注到“四围社会之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姜晓云：我在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时，也发现在江南国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少见到高高在上的、一本正经的圣人圣师，也很少看到被奉为圭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经典，却可以经常看到许多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学者。记得冯友兰先生在讲述两晋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相聚时，往往从事所谓的“清谈”；而当谈到精妙处，即“非非”处时，往往相视无言而会心微笑。我想，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美妙的学术交流方式，充满着诗意，与北方伦理化了的教诲方式显著不同。可能正是因为江南学人本着这样的学术交流方式，为此他们在与包括北方思想在内的不同学术思想开展“诗与思”的对话时，能够不断从对方身上发现自己本初的诗性文化特质，从而在更高精神层次上发现、呈现、回归自身。从东汉王充的自然天道观，到以后的玄学、南禅、理学、心学、朴学，在历史上不同发展时期，江南地区不仅进一步接受了源自北方的国学，而且通过加入自己的诗性文化因子发展了国学。可以这样认为，东汉以后国学的发展与新变，主要源自江南，特别是江南的自然诗性思想。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探究学术的思想、态度和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学人之间的互动和学术更为广泛的传播。江南学术流派的形成、学术世家的兴盛、书院的发达和科举的兴旺，以及市民文化的繁荣，就是重要表征。据统计，清代在江南贡院里中举、又在京城会试中高中状元的，苏、皖两省就有58人，占据全国112个状元总数中的半壁江山；当时全国有县级以上官员2000多个，其中有一多半是从江南贡院里走出来的，侧面可见江南学人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程度之深、成效之广。当然，文教的发达反过来也促使江南国学越来越兴盛。

刘士林：按照刘师培的说法：“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随着江南的发达，这种状况越来越明显。乾嘉时代，以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以程瑶田、金榜、洪榜、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为代表的皖派，形成了“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的局面。江南国学开辟出清新、细腻、在思维上更加抽象与纯粹、在感受上富有人情与美感的一脉，代表着国学的新形态，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内容上的丰富性以及细节上的真实与生动。

查清华：南方学术日昌，以承接先秦老庄的魏晋玄学兴起为标志，玄学影响达数百年，期间不仅促成玄理思辩的发达，而且使明自然、顺心性的南学精神在文学领域得到空前张扬：一是以谢灵运、谢朓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发达；二是以民歌和宫体诗为代表的艳情诗的繁荣；三是对文学语言、音韵等艺术形式要素的美学追求。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区别于以儒家传统为内核的北学传统，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巨大突破足以“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