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除了环境因素之外，江南人的性格在江南国学的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北史·儒林传序》云：“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隋书·文学传序》亦称：“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查清华：《汉书·地理志》就说过：“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指出人的性格具有区域化特点。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南北人的性格也有差异。比如刚才说到江南的抒情文学较北方发达，这也和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有关。《颜氏家训》就述及这样一个细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岐路言离，欢笑分首。” 颜之推注意到江南人的性情更加细腻婉约，尽管他接着说：“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以示自己并不否定亦有例外。所以江南文人大多是情种，陆机“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缘情而绮靡”，钟嵘“若乃春风春鸟……感荡心灵” ，刘勰倡“为情造文”，萧统“属辞婉约，缘情绮靡”，萧绎说文须“情灵摇荡”……此后，极力强调文艺抒情性特征的，大多在江南，明清时以吴中为核心的江南区域尤为突出。

姜晓云：江南国学不仅是一个共时性的存在，更是一个历时性的存在，是兼收并蓄、不断叠加累积的历史产物。史初江南文化是以“质有趋灵”的诗性存在方式，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秦汉时期江南地区一方面远离政治中心，“在山泉水清”，对原有诗性文化传统保存较好；另一方面学术文化又受到业已占主流位置的儒、法等北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压制，学术话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端”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进入江南，与江南本土的道教风云际会，不仅促进了玄、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飞跃，还在哲学与艺术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此后，江南地区充满主体精神的心学的产生、富有实证精神的朴学的发展，无不引领着传统国学的时代新变。明代的徐光启更是本着“救儒补佛”的目的，首开“西学东渐”之风。总的来说，与北方地区相比，历史上的江南地区并未曾遭受过大的战争和其它毁灭性的影响，自然诗性文化发展一脉相承，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同时由于经济地理和社会人文方面的优势，以及自身学术文化组织结构的松散与包容，使得江南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自然诗性与理性的相互观照，不断得以兼收并蓄其它文明成果，从而促进了自身学术文化的反思与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士林先生在美学研究中重新发现江南，并重启江南国学的整体研究，也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工具理性开展的一次“诗与思”的对话。相信在对话中我们会更好地发现自身。

（责任编辑：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