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身于一个湖南地主家庭，后发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湘军的创立和统帅者。其人官至两江、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也算是晚清重臣。

曾国藩之重，不在其功名与业迹，毕竟大江东去，浪滔尽多少英雄人物，功名利禄中的曾国藩，又岂能幸免？曾国藩之重，在其意识，曾国藩意识是中国文化流的一个显现。

读了一些书，人群各异，对曾国藩的议论也纷纭。讨论中国的中、近代史，曾国藩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讨论当代或是未来中国，曾国藩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因为：

如果以阴、阳分别中、近代中国两条相斥而纽结的思维链，曾国藩意识是思维链之一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而如果把曾国藩意识置于人类文化演变中看，作为精英意识的曾国藩意识是走不出困境的、保守的一翼。

所谓曾国藩意识，也就是当代的精英意识；与之相斥而纽结的思维链即大众意识。如果说曾国藩意识作为精英意识的一个环节，直接决定了当代的精英意识；它的对立面，即太平天国意识也存在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中。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观察，文化作为自然性的社会现象证明，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对于文化的认识，只能从多种意识――尤其是主流意识中去探讨，当代文人把武打小说、京剧小品等游戏作为文化来看待，其内在则证明了当代文化的没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幸亏只是某些人的意识，根本无法说明当代文化，更不能说明先进文化。

作为精英意识，曾国藩意识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翼。曾国藩意识作为社会的一类自然现象一直延伸到现在，影响到未来，它的存在并不以人们的好恶为改变。

当代精英理论的倡导者，大精英吴敬琏提出“权贵资本主义”与“极左”的关系，不无忧虑地说到：“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吴敬琏发现他从魔瓶中放出的魔鬼似乎有点不对劲，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能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表达，当代中国的精英意识不可能是熊－彼得的菁英意识，当代中国的精英无法摆脱曾国藩意识，包括吴敬琏本身。

曾国藩意识的基本点之一在于，作为满清时期取得成功的汉仕子，必然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学问和对满清主子的屈从。

一）曾国藩的学问：

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仕子的代表，就在于他的学问和权谋是他人无法比拟的。毛泽东评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作为中国思维链中的一个环节，曾国藩意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大背景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文化，或称湖湘文化，推而论之即闽、浙、赣、湘文化，即程朱理学。

曾国藩是岳麓书院的学子，他考中秀才之后，他的父亲曾麟书就把他送进岳麓书院读书。曾麟书也许知道岳麓书院是湖南名校，大约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中国文化的主河道。

在中华文化的传续中，岳麓书院存在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自北宋闽人胡安国、胡宏在这里讲授理学而开张湖湘学派，到南宋朱熹与张栻在这里的学术交往，至于明代王阳明和东林党人高世泰的讲学，直到王夫之思想和曾国藩意识的发生，再体现为2003年出自湖湘文化人的杰作《走向共和》。岳麓书院一脉贯穿于中国中、近代史，它的连续性和影响力决定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声名卓著的东林书院或其它。

崇帧六年（1633），吴道行出任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他力纠王阳明心学的空疏流弊，宣讲朱、张之学，“笃伦敦义，讲学穷理”，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延传了“道南正脉”，岳麓书院因此与东林书院遥相呼应。

1641年（崇帧十四年）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来岳麓讲学，高世泰称赞吴道行“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二人成为至交好友，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湖湘弟子而竭心尽力。大思想家王夫之即他们的成果之一。

1644年4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了。明亡之际，三大思想家都有一段极其惨痛的刺激：

黄宗羲的恩师、明代哲学家刘宗周绝食自尽，以身殉国殉君；顾炎武的养育人――他的继母自尽，以身殉国殉君；王夫之的恩师、岳麓山长吴道行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

从政治上言，以身殉国殉君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但是在文化上，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则在千百年中梦寐萦怀而不去，满清一朝就是在这样的仇恨中孑然前行，这是满清异于中国其它朝代的重要特征――它始终没有得到汉民族的承认，包括曾、左、胡、李等等。这是近代中国无法实现西方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重要原因，也是曾国藩意识的困局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成因之一。

对于岳麓学子而言，无论是王夫之还是后来的曾国藩都无法背离这一情结。不过由于满清文化对中国粗暴的干涉，曾国藩的思维有了变异，固然不忘“道南正脉”所崇倡的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却也不能不留存阳明心学的烙印。

事实上，当曾国藩响应满清文化的宋学倡导，也必然以阳明心学对立于汉学派的实学。实学是清代汉学派的主要理论，而曾国藩的着眼点就不能不是阳明心学了――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特点，与其岳麓学子的身份也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