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曾国藩的奴性：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长沙府一个豪门地主家庭，是一类极其容易受到农民运动冲击的群体，从晚明的情况看，这一群体极容易为满清部落政权所收卖，例如“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

在满清治下，这一群体的心态充满矛盾，不过曾国藩却比较容易地接受了满清主子们，这一点虽然有汉仕子的反抗精神逐渐颓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28岁时考中同进士后踏上仕途之路，却幸运地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所谓同进士，是科考中的末流。发迹后的曾国藩始终以自身“同”字辈的身份遗憾，据说曾国藩曾经求对于幕客们，联云：“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引申为：“如夫人不如夫人”。有人应对“同进士”，自然引伸为“同进士非同进士”。据说曾国藩脸色骤变，一堂不欢而散。

但是，考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点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的铁律，自古皆然。作为穆彰阿的门生的曾国藩，在京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穆彰阿(1782—1856)何许人也？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贵族出身，其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道光初年，穆彰阿受到道光帝的信任，于1828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结党营私，招收门生，拉帮结派，《清史稿》记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咸丰三年，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又三年死。

机遇造就了曾国藩对满清的忠诚，曾国藩已经淡化了自己的汉人身份，这已经不是“有奶就是娘”可以说明的，而是一类真诚的改造。

　　五）曾国藩的困境：

作为屈从于满清主子的汉仕子不能不面对一个困境：如何解决滿清朝廷对汉仕子的不信任。

这一个困境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没有遇到的，如果说明治维新的先导是“大政奉还、王政复古”，那么戊戌变法的前提只能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曾国藩们遭遇不可逾越的困境，尽管曾国藩们镇压了太平天国，尽管李鸿章、陈宝箴等人展开了洋务运动，尽管张之洞作为军机大臣总揽全国教育大权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变革。但是他们都无法面对类似于“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类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课题。

　曾国藩面临二层困境：

　　其一、曾国藩的个人困境：

作为汉仕族，曾国藩不可能没有忌“滿”情绪；作为个人，曾国藩承受的“滿”恩太重，不能不有一片忠心。和赵烈文关于满清命运的对话中，曾国藩所持的暧昧的态度正是此类二重人格的体现。

其二，曾国藩的文化困境：

当笔者剖析曾国藩意识的形成，想起一个与曾国藩命运相似的犹太人摩西。曾国藩与摩西一样都是受到奴役自己民族的异族的豢养而成长的。所谓“摩西”，埃及语即“儿童”或“儿子”――摩西是一个埃及公主培养和教育成人的。但是摩西后来走出的道路与曾国藩完全不同。

《出埃及记》记载，公元前12世纪，作为被掠夺的奴隶的犹太人忍受不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欺压。摩西以自己得之于埃及公主培养和教育的知识致力于自己民族的解放。《旧约》记载，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在沙漠中跋涉40年，克服重重困难从埃及的兰塞起行，向巴勒斯坦进发，走出埃及。

摩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人物，而是犹太文化的创造者。摩西是犹太教惟一神论的奠基人，他创造了犹太精神，凝聚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民族；摩西的知识体现于是律法书――犹太教即摩西教的规章制度，《旧约》中所制定的古犹太律法，包括十诫成为希伯来人的行为准则。

三千多年了，摩西仍然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所共同拥戴的人。“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摩西的行为准则成为西方社会最为本源的文化，例如东罗马的东正教所引导的出走造就了后来的苏联；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引导教徒的出走，创造了英国和美国。

英国、美国和苏联，这是人类史上可以称为超级大国的三大国家，它们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主要的是摩西的行为准则“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的产物。而我们今天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核心仍然是“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曾国藩意识与摩西精神比较是两类文化的比较，当代中国人热衷于精英意识的鼓吹，但是从顾准到吴敬琏实际上都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精英意识与西方菁英意识并不一样，实在是越凫楚乙，翩然有别。

如果说摩西精神的“走出去”是一种大变革意识，走出困境创造未来；那么曾国藩意识则是旧形态中的固守、困惑与无奈。

曾国藩意识是能够与摩西精神相颉颃的，构成精英意识的双翼。曾国藩意识固有传承而重在后续，曾国藩之后，比较著名的近代中国人物有左宗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等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曾国藩意识的界限，不能有丝毫逾越。

　　本节综述：

中国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类精英的推动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曾国藩意识中展开的，虽然其后仍然有许多闹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也有变法之举，如果不是为了在西方近代大变革和日本明治维新面前检验中国的演变，戊戌变法大可不必记，因为它不是一个突破性的演变。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把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作为旧文化最后的代表，陈三立是“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的遗老，而他的同榜郑孝胥却终于成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在胡适评陈三立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李慎之是“最后一个仕大夫”，呼“慎公”而不名；后来，一些国学中人称季羡林为“最后一个仕大夫”――尽管季羡林主张大国学而不想当“国学大师”。

只是不知道这一个“仕大夫”流到底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大变革的影响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中国文化的困境将如何突破？

（责任编辑：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