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学的倡导：

乾、嘉以来“宋学”为朝廷倡导，汉人学者间对其则极为排斥。曾国藩是宋学的倡导者，人或推许其为孔子、朱子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这是从封建仕大夫的角度说的，但是既然他在他所处的时代有效地传续了宋代理学，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也就无法否认。

宋学即宋理学，兴起于唐末的混乱与唐后五代的社会分裂之中，因此“理”之于政治就有了绝对君权的概念；论其内在，“理”只是社会、民生的关怀，把稳定视为最大的需求而置其于“天理”的位置。在这里，绝对君权只是维稳的需要，是“理”的一个推证。但是，后来的保守者则常常择其表象的绝对君权观以为自己用，而无视社会、民生的现实愿望――非“理”也。

汉学即汉代宣扬的《春秋》三传，其主体在《公羊》。《公羊》学说在思想上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独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观，其精髓是变易发展观。公羊学者看到时代的进步，相信未来的社会更加美好，当然也自然而然地批判和否定现代。

两学的区别很明显地表示了一条界限，即对满清政权的维护和反对。虽然在不间断的政治高压下，反对者并不能旗帜高张，不过体现于两学的对立却也经纬分明。

公羊学说的“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对这一时期主张汉学的龚自珍、魏源有深刻的启迪。龚自珍、魏源对时局的认识及其使命感引导他们将这种具有变革思想，又可以引申比附的哲学观点作出新的解释，他们抛弃了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形成批判满清专制的新思想。

龚自珍把《公羊》中的乱世、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以之证明满清统治已经陷入危机。龚自珍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

龚自珍断言满清统治已到了“衰世”，评论：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沌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然而起视其世,乱也竟不远矣。”(《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却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更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在他的倡导下，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因此一变，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作为蟒蛇投胎的曾国藩没有王莽的志向，却有郭子仪的肝胆，他成为满清的栋梁，是有其思想准备的。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做到“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他认为：“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曾国藩《家书》最为著名，书中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盛不过三代的时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三）曾国藩意识的意义：

应该肯定的是，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续上传前启后的作用，表现为三点：

1、曾国藩开汉仕族参政之始：

太平天国起义暴露了满清作为一个小部落政权脆弱的特性，由于曾国藩们的努力参与，满清的专制逐渐有了汉仕族的分享，其后满清专制分崩离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到了袁世凯时代终于崩溃。

2、曾国藩西学之讲求：

梁启超写到：

“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

3、曾国藩开民主主义时代：

曾国藩既然主张理学，尽管他的本意可能只是宣扬满清小朝廷的主张以服务于满清，但是宋理学有其思维的路径，并不为满清小朝廷而生。当理学把“理”置于“冲膜无朕，万象森然”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人间的帝王已经返回他作为社会大众一员的本象，他的地位只有当他具有帝王的德行的时候才具有合理性。当然，这是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了。

后来人把中国近代的文化演变区别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应该说旧民主主义的发端就在曾国藩。作为旧民主主义文化中人的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敬仰不是偶然的，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梁启超评论曾国藩：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文化意义上的曾国藩，就在于对宋学的继承和对西学的开拓。后来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一个前奏，这一演奏即在曾国藩。

可以归纳，曾国藩个人身上的阴与阳表现为两个特点：

1、曾国藩的宋学倡导的是维护满清小朝廷的绝对君权论，因此从政治说，他的思想是黑暗的，他的行为也因此阴损残忍而为人所不齿。

曾国藩有一付蟒蛇相，三角眼，棱角突出；与人言，态度严肃，人或称其为“闭眼蛇”。诸多传说有抨击曾国藩阴残如蛇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为其正名，他的拜相封侯是天命所归――这一点对满清时期的汉人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仍然趋之若鹜。

2、曾国藩既然倡导宋学，从文化上说，他的思想是光明的，他不能不趋向民主主义的方向，只能引导后人走上解放与民主的道路。

应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的肇始者，第一次从根基上撼动了满清小部落专制，也动摇了中国封建主义。如果说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是以朝代更替的模式出现的，曾国藩肇始的则是中国仕子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再思考――尽管这一点可能不是他本人的愿望，而是不自觉地成为这一自然进程的推动者。

曾国藩的典型性并不只是个人的特性，他是宋、明文化与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连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