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回忆，那时他与张镜人、姜春华先生陪同程门雪院长，对中医科目进行编写、审定。他们从早到晚，不曾有一点休息，既有商讨，也有争议，还不断征询同道的意见，往往为一条词目，反复修改。在修订1989年版时，为增写藏族医学条目，裘沛然多次进京核对资料，征求意见。在写著名中医陆渊雷条目时，他数次到陆家核对。往往为几个字，花几天的工夫。定稿时，他在南昌路中医文献馆，每天中午一杯茶，一个面包，瞌睡也不打，持续工作两个多月。在修订1999年版时，他干脆躲进乡村小屋，夜以继日，写稿审稿。

曾经有人问桥梁专家李国豪教授，编《辞海》能拿多少稿费。李国豪教授笑笑说：“我不计较这个。《辞海》是项大工程，涉及几千作者。如果都要计较收入，那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很怀念五六十年代那种精神，大家召之即来，一心一意。谁想过稿费？都没有。只感到编《辞海》是件光荣的事情。现在的人要像以前那样单纯，已经不可能了。”

《辞海》在修订的最初几年，所有参与写作、定稿的人，分文不取。后来考虑大家太辛苦，给一些主要编纂者发了二百元的补贴。但是，很多人又将这点钱交给了本单位的组织。1979年，修订版正式出版时，有了稿费。然而，这个数字说出来让人有点心酸：一千字5.5元。一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最多一二百字，也就几分、几毛钱，而花去的时间是几天，甚至几个月。《辞海》修订版的四任主编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陈至立，都没有拿过一分稿费。在《辞海》编辑部，曾经有人戏言道：“如果要惩罚一个人，那就让他去编辞典。”

参与《辞海》修订的作者，多达5000多人，能够在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的只不过600多人。但是，半个多世纪来，《辞海》却没有因署名闹过一次纠纷，也没有一次因稿费有过不开心。翻遍《辞海》修订版的任何一版，都没有石西民这个名字。但是，《辞海》人心里清楚，当年的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是《辞海》的主要功臣之一。《辞海》的编纂工作，是他一手抓的。当时有人反映，《辞海》修订稿初稿的质量不行，石西民看了不少稿件，决定另组班子重新写。当浦江饭店集中修订时，石西民又提出了“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的修订原则，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在《辞海》修订的关键时刻，都是石西民作出正确决策。没有石西民，就没有《辞海》修订版，而《辞海》没有石西民的名字。那个年代，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者，单纯，没有功利，只有国家，没有自我。

世界史分科主编孙道天先生从1979年起就参加《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2009年版《辞海》修订时，他不幸患癌症。但是，他仍要求参加修订工作。手术后，他坐在病床上修订。后来，他说话都困难了，仍打电话给编辑询问出版情况。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是在工作时倒下的，而此时电子学科的稿件正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先生，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的情况下，还关照家人要把一个新词收到《辞海》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高度的负责和献身精神，才有了《辞海》一版又一版的修订和它的高质量、高水平。

谁来编纂原创性大型图书

巢峰是《辞海》1979年版修订以来的4任副主编，也曾经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总编辑。82岁的他对记者说，当下的出版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本末倒置。过去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火了，才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等等。现在，全国每年出版新书20多万种，又有多少能够上架的？图书库存量，一年比一年多，据说已达500个亿码洋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