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论结构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针对那些故意造成“结构性信息缺失”的现代崇儒者，许多学者分别使用了“阴阳组合结构”、“比翼双飞”、“和谐统一”、“极吊诡的整体”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较完整的事实陈述，证明儒家的尊君与重民并行不悖，进而在揭示本质的前提下，发掘积极因素。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