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前与一位学者聊天，他本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但最近出于兴趣看了些中国哲学研究论著，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代不如一代。他非常感叹地说，如今中国哲学界最突出的学者，也没有一个人在气象、格局、规模上能与冯友兰先生相提并论，更不要提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老一代学者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与他们的国学训练方式有关。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今日治国学特别是儒学之人，大都分散在大学的哲学、历史或中文等系科里，这一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学科体系不能给国学或传统经学一个独立的位置，而是将传统的经学或国学“五马分尸”，打散之后分布到文、史、哲等学科中，由此也必然导致治学方式的重大转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古人治学的第一课是从小将经典反复背诵，背得滚瓜烂熟。经典对他们的影响并不限于内容或思想，而且包括相应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行为规矩等等。尽管背诵（特别是年幼时）可能并不马上吃透文义，但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可能是极其深远的。可以说经典在不自觉中渗透到古人的生活中，融解在他们的血液里，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使他们从待人接物到人生价值标准，均受到了经典的实质性影响。

 

（2）古人主张研读经典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理解，对于一些自己暂时不明白、不理解或消化未透的文句要仔细“熟读”、反复“玩味”，其最高理想是“自化”、“自得”；因些，要满怀崇敬之心来读经典，将经典的含义与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绝不脱离自己的人生经验追求所谓纯客观的意义。对经典理解的程度，也取决于或说明了一个人人生境界的高低。经典的含义不是“客观的”，同样的文本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可能完全不同。

 

（3）古人主张治学与做人不分：一是通过读书来修身，确立人生的志向和安身立命之本。修身是一辈子做不完的功课，古代的圣贤在完善人格和性格修养方面的大量教诲正是后代学者们永远要用心去体验和实践的。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儒家修身传统源远流长，代代创新。二是将经典思想应用于当下生活实际中去。因此，对于经典中的重要教导，切不可过目则忘，而是必须在待人接物中严格遵守，时刻应用，否则为学的意义就没有了。

 

然而，古人在这三个方面的治学方法在今天的学科体系中几乎已经被完全抛弃。今日治国学则出于学术研究的功利需要，需要撰写出相关的具有“知识创新”意义上的作品，对经典的理解必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符合严格的逻辑论证标准；没有人要求他们以上述方式来读经，更不把修身和做人当作治学的首要目标，经典自然也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从而与他们的人生意义相分离。20世纪以来，占主流的意见是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经典，其特点之一是认为不能盲目迷信经典，不能有“主观的”感情色彩。很多治国学者虽然对经典充满了同情的理解和情感的认同，但是他们置身于其中的学科体制，却也决定了他们不需要用古人那种方式来治学，而主要沉浸于知识化的研究、分析和阐述。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韩国、日本等儒学曾较为发达的地区。总之，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认为，经学传统的中断理所当然，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合乎现代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