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王道思想在孟子的性善论中找到了理论基础。在孟子那儿，王道是性善论的自然延伸。孟子的性善论强调“尽心”、“知性”、“养性”、“事天”这一过程，它的精神实质是相信人性的自主能力，并以人性的自我实现为目的。孟子性善论的必然结论是尊重行业传统的独立性，因为每个行业的终极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让人们“尽性”。从性善论的基本精神出发，还可以引伸出这样的信念：只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均能在其行业中“尽性”，即可达致“天下大同”。易言之，不必担心让各行各业充分发挥自己的自主性会引起“天下大乱”。

 

今天的中国，行业自治与理性化的重建，也同时是无数人在本行业安身立命之本的建设，人们可以从职业的神圣感和尊严中找到自身价值的落脚点。今日中国社会人心混乱、浮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不知如何在职业行为中寻找人生价值的正确定位，人们从小被教育为一些抽象的名词和象征符号而奋斗，而不知道怎样把自己塑造成为人，特别是怎样在具体的职业行为中找到个人的神圣感和人性的尊严。

 

第三、中华文明的形态问题。以狄百瑞、杜维明、安乐哲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现代儒家学者都倾向于从社群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现代意义。按照狄百瑞的说法，儒家礼学以互助、关爱、理解为伦理精神之核心，而不是一味强调权利。这是儒家传统中与西方自由主义所不同的东西，也正是这种区别，在狄百瑞看来最难能可贵，因为这种社群主义精神既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优点，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不足。他认为，礼制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personalism，与individualism有所不同。因为它一方面与西方自由主义一样，表达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以及对人格全面发展的追求，但另一方面认为这些并不是通过诉诸孤立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来达到，而是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各自的社会共同体及其自然环境中实现的，所以才有益于社群主义。[④]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和前面所谈中国文化追求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成为人类其他文化学习的风范和榜样这两者之间未必相互矛盾，前者是就事实层面立论，后者则是从规范层面立论。我们要认识到，未来世界的“大同”理想并不体现为各种不同文化的“趋同”（homogenization），文化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即人类文明的多极化发展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正确方式。此即《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以及孔子等人所谓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另一方面，各个文化又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路径为人类大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因为每个文化的路径各有短长，因而可以互补共存，相互学习。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走的将是一条“非形式主义”的道路。所谓非形式主义，指反对形式化的、非人情化的（impersonal）“规则至上”，认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是一种介于规则与人情之间的“传统”。“传统”是由一群人在一起形成的某种类似习惯、风俗之类的东西，它不象法律一样过份注重形式，但通过人心的力量对每个人构成约束。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性不需要法治，而是说中国现代性的方向之一可能体现在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

 

四

总之，我们深信，儒学要复兴，就要从全球文化的高度来反思未来人类文明的方向、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根据本文前面几部分的讨论，我认为今日中国儒学复兴的道路包括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