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另一个与儒学复兴最相关的问题就是儒学的现代意义问题，我认为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功能：确立文化的最高理想或文明的根本方向；

 

二是社会功能：（1）促进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2）以其文化精英主义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大众化、庸俗化、功利化、肤浅化作斗争。

 

三是个人功能：修身，诊治当代人疲惫的心灵。

 

除此之外，当代儒学若能复兴，还能对当代人的家庭生活、道德教育、社会风气改善等等发生强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需要在儒家正式传统复活以后才能逐步显现。

 

[①] 本文为本人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下完成，特表谢意。

 

[②] 余英时先生曾于上世纪70年代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例提出过儒家传统中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问题，即儒家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但是仔细思考可以发现，清代的训诂考据之学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智识主义”，因为西方智识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为知识而知识”，在一种纯粹思辨的王国里安身立命。而儒家学说史上的智识主义，从来都是以确立儒家的理想王国而奋斗的，有着高度实用的精神。参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2版，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