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如此的“大国学”，是研究中国“软件”体系的学问，它应该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人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客观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实况：中国文明是什么；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硬件”运行：影响和决定中国人及中国行动的内在体系是什么。

　　“国学”乃与“西学”相对的“中国固有之学”，其研究对象包括语言、文化、思想、历史、宗教、信仰甚至天文地理等。就中国而言，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亡国之际，国学兴起；其后国学不敌洋枪、洋炮、洋文化而苟延残喘近百年；21世纪中国在世界崛起之时，“国学热”大为流行。就世界而言，自从16世纪耶稣会士（Jesuit）开始，西方人就努力研究中国文明，经历了注重历史传统之研究的“Sinology”（汉学，以利玛窦、高本汉为代表）与注重现当代现实研究的“China Studies”（中国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不同阶段。

　　从欧美的视角来看中国近年的“国学热”，会发现其中的许多狭隘之处与误导盲点。如果说政治、经济和军事是中国崛起的硬实力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就应该是中国崛起的软实力，而“大国学”则能够体现这种软实力。

　　挑战与应战

　　国学诞生于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之际，处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语境之内。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

　　在西方文明的挑战出现之前，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知识的探索而进行的，若有挑战也不是来自于今天的西方。在知识层面，传统国学面临“描述性和解释力”的问题，“儒学”就往往被当做国学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代表来描述历史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系的全貌或主要特征。但是，历经“五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展近百年的进程，这个传统的“国学”已经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性与民族主义所冲击甚至所取代。

　　在今天的全球化新语境中，探讨“国学”必须有“大”视野：一方面，今天的挑战者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与100年前的相似点在于挑战者来自于“非中国”的语境，不同点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与挑战者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双方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另一方面，今天“国学”之“国”已经不同于100年前的中国，今天之“中国固有传统”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科学理性和市场经济等100年前没有的或不太多的内容。

　　因此，历史的发展，就是文明单位面对“挑战”来制定“应战”的“自我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据此理论，今天讨论国学，显然就是探讨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之学问；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学研究者应该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挑战者（全球化的世界），谁是真正的应战者（被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文明所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和应战的内容是什么（全球化要融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要作为中国的软实力继续发展），这一挑战与应战的目的是什么（增强文明生存和国家发展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