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与中国形象

　　所谓的“国学”，应该反映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即“中国形象”。“自我认同”是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是“了解我占据的立场”，“我的同一性由能为我提供某种框架或视域的介入和识别活动所界定，在这个框架或视界之中，我试图判断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所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这是我借以采取立场的视界”，可谓安身立命之根基。

　　据此，“大国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是不断变化的。如此的“大国学”，是研究中国“软件”体系的学问，它应该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人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客观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实况：中国文明是什么；可以有效支持中国“硬件”运行：影响和决定中国人及中国行动的内在体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国学”应该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可以客观地描述和清楚地解释中国的文明和精神体系，并能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

　　通过欧美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中国“大国学”的三个阶段性特点：一是理性文明在16—18世纪（1500—1800）代表的中国形象：欧洲所认识的中国是以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家孔子为代表的，当时欧洲的早期东方学家、早期汉学家及启蒙主义者都对中国的理性和文明非常欣赏。例如，耶稣会士柏应理等在1687年根据“四书”的主要内容在巴黎翻译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附有孔子图像，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就是由孔子代表的，儒学、儒教当然就是中国“大国学”的主要内容。

　　二是“东亚病夫”和落后国家在19—20世纪的近200年（1840—1997）里代表的中国形象：这个阶段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可用几幅图画来作代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一幅漫画是中国龙被降伏。当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据说挂着一个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时，儒释道或中国传统根本无法为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而提供动力。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仍然有着很大的隔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综合国力上已经跃升为世界强国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国力和部分地区仍然非常落后。因此，中国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既发达又落后，既伟大又渺小。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学”是混乱的、矛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消极的。

　　三是大国崛起在最近十多年里代表的中国形象：西方所认识的中国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才逐渐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此后的澳门回归、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举办奥运会、度过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使世界对中国形象有了新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国家形象应该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是“大国学”应该研究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从代表中国形象的“大国学”视角来说，在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通过“孔子学院”来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和理念的措施。但是这个孔子，既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也不是17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眼中的孔子，而是21世纪中国形象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