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是戏曲随时代前行的既定方针。新时期以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借“挖掘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自信”之势，精品迭出，而现代戏却一直未见起色。于是，21世纪戏曲发展繁荣的重要指针似乎对准了现代戏的创作。在第9届中国艺术节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便是现代戏的创作成果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展示。这些剧目展现了戏曲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关注现实生活，弘扬主旋律”的时代使命，充分显示了戏曲对现实题材的艺术表现能力，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的把握能力，尤为难得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戏曲程式难以融入现代表达的瓶颈，出现了不少连接现代生活的新程式。

　　在对现代题材的关注上，北方的剧种向来更为积极、主动、热烈并充满激情，在内容选择上，立足于现实生活与主旋律的要求，所呈现的舞台风貌，无论是演员，还是整个创作群体，都有一种能感染人的、向上的力量。同时，这些北方剧种的剧目内容都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处理，有利于剧种对剧目的驾驭、演员对人物的表现，而这种“艺术简单化”的方式运用于颂扬先进和宣导政策也简洁而直接，能迅速引起普通观众的共鸣。或许正是剧种的内在需求与体制的外在动力，使得北方剧种的剧目在处理现代题材时，始终饱含鲜明的、突出的、不断强化的主旋律色彩。

　　如秦腔《大树西迁》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将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交大内迁西安支援西北建设的历史从尘封中开启，细密地展开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奉献”、关于“大爱”的篇章。在有着无数知识分子“南来北往”群体迁移事件的特殊年代，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历史纷繁复杂又常散落无迹，事件早已载入史册，对群体的命运多是无暇顾及的，而《大树西迁》让我们又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有着崇高理想的一个群体，一代甚至几代人为国家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所处的无疑又是一个蓬勃向上而活力四射的伟大时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高亢激越的秦腔唱出的“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不仅是一种生命誓言，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

　　现代题材剧目以人为关注点

　　在特定的时代，戏剧创作迎合主旋律的需求，本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理想、信念、信仰、奉献、执著、大爱、大我”等精神语汇一旦脱离了个体生命的承载，即如无根浮萍，虚妄而浅薄。在现代京剧《飘逸的红纱巾》中，天真的、纯洁的、对革命抱有浪漫主义理想的妙龄女子方斐，在烽火连天的岁月经历了战火和牢狱的生死考验，期间还有爱情与生命的救赎，这本是一个在极富戏剧性的年代中极有个性的生命旅程，然而，剧中，年轻的方斐始终是一副无邪无智的模样，即便是在历尽艰难重新回到部队遭到怀疑和指责时，仍旧没有表现出些许失落、委屈、疑虑到决绝的心理波折，由此情感的冲击力被无限弱化。再者，在关注现实时，有些剧目常由于急切地再现和表达，陷入“失真”的困境，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塑造多是如此。此外，在表现农村生活的现代题材剧目中，创作者显露出低俗化和小品化的倾向，有些剧目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性格缺少深入的认知，往往过于强化某些为人所诟病的不良习性，导致对农村和农民形象整体把握的偏颇。如在豫剧《村官李天成》中，将农民“红眼病”的劣根性过分夸大了，甚至以此作为情节推展和人物塑造的助力，显然是不合适的。另者，或许是受到“东北风”电视剧和小品的影响，戏曲现代戏舞台上经常出现小品气十足的对白和场景，甚至也出现了贬损农民、嘲弄残疾的低俗趣味。戏曲从来不乏丑角的逗趣，但大多都被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赋予智慧的幽默滑稽，其行为和语言常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