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布局，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待。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葨不前之罪。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就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可以逸待劳。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虽然颇好读书，探求刚柔之法，但总免不了好名好胜的音信参预其间，因此，没有孟子“深造自得”一章所说的滋味，也没有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所说的情趣。所以，“到了年老没有一本书可为凭恃，没有一件事算有成就”。年迈体衰后，他决心从“柔”的敬、静、纯、淡这四字上下功夫。

做人之道，圣人千方百计，大抵不外敬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曰强。”吴竹生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加一个“和”，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

“静”字功夫最要紧。宋代理学大师程颢，是三代以后的圣人，在“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王守仁也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对外不为所动。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都是浮的。唐鉴还说，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生加以治疗。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涌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自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忍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能离得了他人的信任和帮助。再伟大的人也追随者，再精彩的学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也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不然的话，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可柔？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退让；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过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豁达是一种见识，冲淡是一咱态度。

没有良好的智慧、判断、洞察力和理解力，人就无法达到豁达。豁达就是要对事物进行观察、理解、再观察，再理解，直到事物在你面前透明起来，不再有盲点或黑暗部分。

冲淡是一种情趣，也许它没有理智作用，近乎于天然而生的一种倾向，它凭借的是直觉、直观、印象或体悟。它存在，无言，而且没有理由。

豁达是大智慧，冲淡是大情趣。

然而一般人都很难获得它们，其原因不外乎名和利的羁绊，或者为做成某一件事而过于执着。为名利所羁绊是因为沉溺太深，只看到名利对人的好处，没有看到或较少看到名利对人的消损，更不用说看到人生存的理由与目的；人赤条条地来，也将赤条条地去，没有一丝一毫属于你。

自古以来，那些圣贤也许志趣不同，但在豁达与冲淡上是大体相同的。以诗而论，如李白、韩愈、杜枚就豁达一些，而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就冲淡一些。而杜甫和苏东坡就可以说两美兼备。相较而言，杜甫的五言律诗就冲淡，而苏东坡的七言律诗就豁达。邵雍不算是诗家的正宗，但也兼备豁达和冲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