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和与互助

在推翻清朝统治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孙中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但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孙中山则不赞成革命,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他说:“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又说:“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与“斗争”说相反,他主张调和,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并且举例说:“欧美各国从这种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发达以后,社会便极有进化,大多数便享福。”

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当旧的社会力量顽固地维护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时,就需要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反对以至打倒旧的社会力量,形成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便由此进步、发展。当然,也不能一味地过度夸大阶级斗争。其实,斗争与和谐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尚未发展到对抗状态,或在非对抗性社会与阶级、阶层中间,采取措施,使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向和谐方面转化,从而创造出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环境,同样会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这种缓和矛盾、化解矛盾,使事物处于“和谐”状态的努力,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调和”。孙中山强调的就是这种“调和”。

在提倡“调和”的同时,孙中山还提倡“互助”。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如其他之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又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发现“物种竞争”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大贡献。但是,将“物种竞争”之说引入社会,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为强权者、压迫者辩护的理论。与之相反,克鲁泡特金提出“互助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大量“互助”共存的实例,用以论证人类应该“互助”,而不应该“斗争”。克鲁泡特金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孙中山的“互助”说显然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

正如“和谐”理论适用于非对抗社会和非对抗性矛盾一样,“互助”理论也只适用于非对抗性社会和非对抗的阶级、阶层之间。孙中山的时代,中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自然,他的“调和”、“互助”理论只能是空想。但是,在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调和”、“互助”之说就大有研究和提倡的必要了。

　三、利用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相伴而生,它摧毁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和手工生产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和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但是,它同时又充满血污和丑恶。因此,从资本主义降生人世以后,就同时出现了对它的歌颂、赞美与对它的批判和抗议。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地缓慢地出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思想界也就出现了或迎或拒两种意见。梁启超等人认为,资本家是“国民经济的中坚”,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没有托拉斯集团,就无法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要积极、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而以章太炎和刘师培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刘师培提出:“抵抗资产阶级,固当今之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