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上述两派都不一样。一方面,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同时又积极提倡利用资本主义。早在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时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第二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老路。他说:“近世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孙中山期望以西方为鉴,采取措施,另辟新途,创造出远比西方更高的新社会:“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917年,孙中山制订《实业计划》,这是一份无比庞大的现代化工业计划。在其结尾部分,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这一段话里,孙中山除了明确提出要积极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外,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相为用”,共同促进世界文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具启发意义。

四、混合经济

在中国,实行何种所有制形式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孙中山研究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后,认为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混合经济。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一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在国家稳定之后,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俄国革命的这一转变使孙中山意识到,高度的公有化经济,只有在欧美那样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像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又说:“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他主张“师马克思之意”,而不主张“用马克思之法”。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实在太低。他说“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孙中山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思想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一思想有其错误的方面,但也包含着合理性,这就是,中国就整体来说,还是不发达社会,生产水平低,社会财富少,因此中国的急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基于此,孙中山主张,中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认为,国家经营的企业之外,有些企业由私人经营较国家经营更为适宜,就应坚决交给私人去经营,国家不仅予以奖励而且要加以法律保护,并为之排除障碍。清末以来,政府官吏、官办企业常常阻挠民营企业发展。对此,孙中山坚决表示:“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