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苏洵《上文丞相书》

 

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四川大山里多年寒窗苦读，有一年他们要进京考试了，老爸苏洵带领两个儿子，提前几个月来到京城进行社交活动，拜访当时的名人张方平、欧阳修等。书上说，老苏与一些名人见面后拿出的是诗，不知还有没有四川的土特产。苏氏父子三人靠的是真才实学，但他们进城想找人提携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害怕京城，而用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自己壮胆？他们深悟“预则立”的道理。

 

曾国藩从湖南湘潭一个叫荷叶塘的小山村走出来，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他毕竟是一位受人怀疑与牵制的汉族人，前程乃至命运都掌握在满旗人手中，他极明白“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的中庸处世之道，于是向满族权贵靠拢，投入穆彰阿、恭亲王的门下，使他们成为曾氏在京城的落脚点和靠山……

 

但是，预备不能过分了，计划不能太高了。过分了会缠住自己。例如有一家人听说洪水将发，采购了很多食品，可洪水来的时候，别人撤得快，而他们却被这些食物所累，顾这顾不到那，损失严重。西方有个叫奥卡姆的人，他建议不能把计划搞得太复杂了，要像理发一样用剃刀把不必要的设计剃掉。

 

孟子说：“起初的条理，是智慧者的事情；最后的条理，是圣人事情。”荀子说：“圣人的语言虽千举万变，把它们统类起来，也就是个‘一’了。”提纲挈领，守要不繁。只要把住大道，把住政策，把住原则，把住方针，就可尽领导的事了。

 

程颐说：“所把守的东西不能制约，就会泛滥成灾。”天玄子说：“所治理的东西不能制约，就会纷乱更纷乱。……居中所以应圆，执简所以抗繁，处易所以待变，守一所以用万。”简易的要点，在于求取条理与统类的中和。

 

《周史》记载：太公封于齐，五个月就向周成王回报了政治概况。伯禽封于鲁，三年才回报政治概况。周公询问太公说：“你办事怎么这样快呢？”太公说：“我简易了那里的君臣秩序，礼仪随从当地的风俗。”周公又问伯禽说：“你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呢？”伯禽回答说：“我改变了属地的习俗，改革了人们的礼规，三年后才完成。”周公听到伯禽的话后，说：“后代的人到齐去服侍他的君主吗？政治不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亲近人民，人民必然归顺他。”这就是简易原理的一个最好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使用降低计划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比如要让贪玩的孩子每天回家只看一小时电视，你不妨说只允许他看半小时，他再三要求下你只好答应了一小时的要求，他便不会再闹了，因为你已经缩减了计划。再比如在市场上，货主往往把商品标价多一两倍，这样他可以慢慢地让到他能接受的价位。如此一来，顾客也觉得占了不少的便宜，很容易掏钱来买。这种做法可能有些过诈，可人们的心理已经习惯如此：不管你真的让步与否，你得让他对方感到你已经让了很大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