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在古人那里，诚性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讲诚性，需要剔除其所谓天命的神秘成分，使之符合企业管理的实际。在我们今天看来，诚性与诚实、诚信的意义相近，应当包含诚实、诚信，但不限于诚实、诚信。诚性固然要讲诚实，但同时也要讲艺术、科学和策略；诚性固然以诚信为基本的要求，但是它比诚信所依凭的契约形式承担的义务更多，足以弥补契约的缺陷和不足。在企业管理中，诚性应当是雇员对公司的天职，是对委托者负责的精神，是代理人本来所应当具有的天性，是职业经理人所应当具有的禀赋，也是对执行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说中庸管理是一种包装，其实质就是诚性管理。从诚性的守恒上反观中庸，才能真正发现中庸管理的魅力。

实施中庸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里揭示中庸的本质，强调诚性，不是要在儒学家们面前班门弄斧，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企业管理的实践服务。如果把中庸之道作为杰出的领导艺术，那么它是一种巧妙的方法更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尤其是在各种方法鱼龙混杂，使用没有禁区而我们又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诚性的品质保证更为重要；反过来说，能够以诚性的品质作为保证，方法的探索和取舍才较为可靠。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坚持创新而不逾轨。实施中庸管理似乎与大胆创新的精神相悖，其实不然。《中庸》认为，只要从诚性出发就必须创新，因为环境在变，不创新就是不负责任。而且只要坚持诚性，就能找到创新之路，就可以进行正确的创新之路的选择，进而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这叫做“自诚明”：真正做到了诚信，就可以达到洞明的境界，自然会明白创新的道理。因为诚性作为人的自然禀赋即为“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自然可以悟出创新之道。创新是要讲风险的，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就不会勇担风险。创新的风险也可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只要创新者有诚性，企业就可以相信他会将风险降至最低。正是因为管理人员讲诚性，才会在创新中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轨”；相反，没有诚性的创新可能暗藏“机心”，出现“智慧出，有大伪”的倾向。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创新”，连华尔街的资深分析师都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这个被《财富》杂志连续六年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公司终因财务造假丑闻而宣告破产。教训固然值得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遏止创新，这又是中庸管理的另一种要求。

变法图强而不违“天性”。中庸固然讲“不易”，但不是不讲变易，而是要把诚性作为变化中的不变性，这才是在变化中“不易”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坚持诚性是为了更好地变易，否则讲诚性就没有实际意义。《中庸》第二十六章指出：“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那意思是说，真正的诚性是应该做到生命不息，变革不止的。变易也不是顺其自然式的被动应变，而是主动求变。在主动求变或者在企业管理“变法”，使企业更加包容，不断出现质的跃迁。当然，对于企业实施变革时存在着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能等闲视之。依靠诚性正有助于消除不确定因素的消极影响，保证在变法图强中沿着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庸是不断超越自我，是更加包容中的本色犹存。在不断变法图强中始终能够做到不违背诚性的“天性”，就有助于将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基业长青。

在变革的利益冲突面前“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中庸之道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这不是要当和事佬、和稀泥，甚至丧失原则，而要凭着诚性。出于公心统筹兼顾。企业的每一次变革，在内部都面临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管理者自己也面临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兼顾的考验；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促使企业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都会极力推荐或者力主自己认为合适的决策方案；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管理者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及时做出更为客观的决断。我们在现代企业中所讲的诚性不是愚忠，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亲亲疏疏、尊尊卑卑、长长幼幼的“差序格局”，而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上的职责和职守，其特点是重平等、重理性，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不能形成特殊主义的内部人利益本位。在这个意义上讲，能否“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正是管理者或者执行者是否具有诚性的表现。

如果说中庸是整体思维，非此即彼是分解思维，而讲中庸只是要讲适度、尺度，把握分寸，那么，假如中庸仅仅限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就无法走出分解思维的困惑。因为那只是把两分法变成了三分法、多分法，分解得更为细致罢了。也就是说，将中庸应用在管理实践中，必须把诚性放在首位。我们也只有把中庸理解成讲诚性的方法，用以指导管理实践时才不至于演变成公司政治的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