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倡导以法制措施管理人才，《管子》一书就有不少内容体现了这一思想，并且贯穿于人才的选拔、使用、赏罚的全过程。

一、“选贤论才，而待之以法”

《管子》称颂先王之治国，“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明法》）主张“论功记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人，不忘其劳。”（《管子·七法》）严厉批评“举毋能进毋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其分禄”（《管子·法禁》），以及“请谒任举”、“诌庚饰过”、“邪臣上通”、“便辟制威”（《管子·立政》）等错误思想和做法，从而把选取才中的假充伯乐谋私利、拜托保举走后门、献媚拍马拉关系等诸多弊端暴露在光天化日这下。在先拔人才上，《管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以资历、年限、门第等为依据，主张“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管子·小匡》）在这方面，《管子》制定了一些标准、条件和措施。

如《管子·山权数》就记载了对普通人中的贤才的选拔。《管子》要求“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能树瓜瓠劳菜百果使蚕不疾病者”，都要“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且给予奖赏。对这些有一技之长者，不可能全部录用为官吏，但都列入了档案，并规定了一定的待遇。《管子》还要求设立懂得“诗”、“时”、“春秋”、“行”和“易”、“卜”这几种技艺的官员，去发现和奖赏百姓中有此种技艺的人。

二、使用人才，“明分职”

《管子》主张，察能授官，选贤为长，故贤能之人大多被提拔各种官吏，使用人才，就体现在对官吏的管理上，管子主张人君要“修官上之道”（《管子·君臣》上），即把使用管众官吏的方法制度化。其内容这一就是“明分职”（《管子明法角》），即明确众官的职责。君主是“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管子·君臣》上）

必须通过明分职，而使“君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管子·正世》），才能有所管理。实际上，“明分职”就是对官吏实行岗位责任制。《管子 立政》篇对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等的职责就做了具体规定。《管子 君臣》上篇也对辅相、百官谋士，特别是对民啬夫、吏啬夫的职责，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吏啬夫任事，民啬夫任教。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基集成电路也以守战。如此，则民啬夫之事究矣，吏啬夫尽有訾和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

三、管理人才，“校官”、“省官”

在“明分职”之后，君主再“校官”、“省官”，即根据众官的职责对他们进行考核、检查和监督。《管子 立政》篇就指出，正月初起，君主用五天时间亲自考核官吏。《管子》在盛赞那“察身能而授官，不诬于上；……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为“朝之经臣”（《管子·重令》）的同时，特别提醒人们尤其是那些负有选用人才责任的人，要特别警惕那种亡自尊大，自我吹嘘之辈。

明确指出“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犯错误名之人，无观士焉。”（《管子·法法》）要做到命名“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总之要通过“省官”、“校官”，使那些滥竽充数、沽名犯错误誉之徒，“不敢诬其所不能”。（《管子·乘马》）

四、重爵禄，行赏罚

就是在明确职责，检查考核的基础上，通过爵禄的升降、赏罚，对众官实行管理。《管子》认为“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主张反爵位、俸禄同官吏的职责、实绩联系起来，切实做到按事论能，使法量功，量罪恶行罚。如“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恶而行罚”，“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管子·明法解》）

对官员，“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长民；好而不已，是以为国纪”（《管子·侈靡》）；对“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无赦”。（《管子·大匡》）要坚决反对“功多为上，禄赏为下”，“治行为上，爵列为下”，“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得爵禄”等现象的出现，避免造成“上令轻，法制毁”的恶果。（《管子·八观》）切忌以喜怒行赏罚，做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管子·版法》）否则，“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管子·八观》）别外，还特别注意对官吏的举荐贤能，也要赏罚有制。如“凡县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而为之赏，有过无罪”；“官吏举荐州里称赞之人，是份内之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废弃”；而举荐州里无人称道之人，则“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管子·大匡》）如果乡属之长“蔽贤”、“蔽才”，则有五种罪。

（编辑：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