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但如通常所说，他也并非完人。性格上的过于谨慎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六出祁山而无大的建树，与此不无关系。

 

在他第一次进兵中原时，魏延曾经献策，愿领精兵五千，分道由子午谷进兵。这是一条捷径。如能得手，“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但诸葛亮认为，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不是“万全之计”，是过低估计了对手，“欺中原无好人物”(第92回)。于是谨慎行事，依法进兵，从陇右平坦大路逐步推进。不久，司马懿复出，街亭失守，败局已定，只得退兵。这次兴师，虽然擒了夏侯楙，败了曹真，但对魏国并无多大挫损。

 

根据某些军事家分析，从当时敌情、地形、路线等情况来看，魏延的建议颇有见地。如果诸葛亮采纳这条建议，很可能一举夺下长安，收复三秦。司马懿后来有段话对此作了证明。他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第95回)诸葛亮弃捷径而兜大圈子，延缓了进攻时间，难以出敌不意，而且导致疲众劳师，结果等来了劲敌司马懿，苦心准备多年的进攻告吹于一旦。

 

诸葛亮的失当告诫了现代的决策者，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冒险和谨慎似乎对立，其实作为成功的因素。它们又彼此统一。成功需要谨慎，但也需要冒险。谨慎固然可取，但要依时依地而行。在行动准备阶段，比如调查研究情况，制定初步方案，对比优选方案，要力求谨慎。但最后的决断和执行又要敢于冒险。因为决策者所面对的有一大批变化着的未知因素，同时主客观条件也只能是相对成熟而已。决策者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当成功的可能一旦闪现，就应该果断行动。谨慎不等于万无一失，不等于因常袭故，不等于保守等待。

 

官渡大战前夜，形势对曹操十分不利。袁绍消灭了困守在易京的公孙瓒，占有幽、冀、青、并四个州的广大地盘，军队达到几十万，成了北方势力最大的割据集团。正如《后汉书·袁绍传》记载：“合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被称为“一时之杰”。处于明显劣势的曹操，心有犹豫，难以决策，完全合情合理。听了郭嘉分析后，曹操下定决心，在袁绍十倍于己的兵力面前，毅然应战，终获胜利。这说明曹操善于处理谨慎和冒险的关系。

经营的决策与此一脉相通。一旦看准，就大胆行动，是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冒险和出奇相联，出奇和胜利相生。战场上的危途险地，常常被人们看作与胜利绝缘，因而正是敌人将帅思惟判断的死角和不虞之地；进而也变成了敌人防御上的“空白点”。出奇意味着担风险，闯难关，但“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达尔文语)，地狱的入口处正是通往天堂的大门。险中有夷，危中有利，越大的危险往往含有越大的胜利。倘要创立惊人的战绩，必须敢于冒险，邓艾偷渡阴平迅速逼降蜀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