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爱用的一个有点老套的修辞性的说法是，一把火来，把工厂烧干净，只要员工还在，我多少天之内可以重建企业之类。假设在某种情况下，工厂和员工一起消失了呢？你还能不能重建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的社会资本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应该是肯定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都是可以穷尽的，惟有社会资本，却是生生不息。

 

经济学里探求绩效背后的所有驱动要素的问题叫做The full imputation problem，探求的对象包括个人的绩效、企业的绩效与国家的绩效等。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代表自7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绩效背后的驱动要素认识的一大进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种资本对于企业层面的含义。个人层面，三种资本的含义同样非常适用：物质资本是你个人拥有的财富；人力资本是你健康的身体与头脑中的知识，而社会资本则是决定他人对你的信任程度的个人信誉。

 

国家层面，经济绩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三者的关系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最著名的可能还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该书中的很多分析虽然非常浮泛，但架子做得足，影响力还是很大。更为学术界重视的是Robert Putnam比较北部意大利社会和南部意大利社会机制的名著《让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把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及其障碍分析得丝丝入扣，非常精彩。同样影响力较大的还有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家Lin Zucker的著名论文《信任的生产，经济结构的制度渊源》，其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史过程，高屋建拎地分为信任发展的三个阶段：先是身份信任阶段，然后是过程信任阶段，最后是机构信任阶段。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发展的历程，是非常难得的洞见。

 

国家层面建设信任与社会资本，最大的障碍是统治者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中所说的“驯服专制政府”。政府的机会主义破坏不仅仅是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破坏的是社会资本建设的根基。例如，很难想象一个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机会主义政府能建设一个公正、透明的司法系统，而司法系统的问题连带产生的是信用系统的问题和道德系统的问题，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孔夫子强调人民对管理者的信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其核心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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