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好国家是古今中外的重大实践课题。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任何成熟的管理理论，都是以一定人性假设为其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其管理的方法、过程和目标出就不同。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成熟的、完备的治理（或管理）社会、国家的理论，也十分重视人性的问题。孔子的德治理论，是隐含着以人性善为其前提的。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性假设，目的是为他的“仁政”服务的。孟子的“以不忍仁之心，行不忍仁之政”和孔子虽然主张“宽猛相济”　的理论，他们都认定人性“本善”这一原则，于是他们都不太重视“法”在治理中的作用，因而，被人批评为“迂阔而不切于实用。”荀子之学，之所以胜过孟子，就在于他提出了“性伪合而治”的人性治理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隆礼重法”的治理理论，不但要重视德育教化，还要重视法制建设，因而，显得合乎实际，切于实用，为现代的国家治理学家和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因此，荀子的关于人“性恶”的这一人性的假设是他的全部学说的基石。荀子首先区别“性”、“情”、“欲”三者的不同。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篇》，以下凡引《荀子》者，只注篇名）“性”指人的自然性，“情”，即喜、怒、哀、乐等是“性”的内容，“欲”是与外界事物发生交感之后而产生的心理倾向或追求。荀子认为，由于人的这种自然的本性，生而好利多欲，为了满足这种利欲故必争斗，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篇》）荀子的结论是：“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篇》）即“性”为“本有”，而“礼”为“伪有。”“本有”指人生理本能或生理欲望，“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王霸篇》）“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篇》）。“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篇》）人的这种好、恶、喜、怒、乐的情感，就是人性本有的内容。这些情感与外界的事物发生交感时，便产生欲望，而在欲望的驱动下，就要产生满足这些欲望的行动，于是争斗就发生了，这就是荀子所说的“性恶。”

 

荀子提出“性恶论”有一个明确的实用目的，那就是“求治去乱。”荀子认识到，要把国家治理好的根本问题是“人”，从国君到各级官员，以至庶民百姓，都有共同的本性。如何认识这个人的本性，即对人的本性从总体上作出一个价值判断，更利于规范人的行为，达到“求治去乱”的目的呢？荀子看到孟子“性善论”的不足，从“性本善”出发，达到善的目标（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然有一个很好的愿望，但是如何解释社会上邪恶与犯罪，以及如何处置它呢？荀子认为，从性恶出发，进而达到善政（王道），更切于实际。这也为法制建设，实行法制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以法治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荀子以“性恶论”为其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隆礼重法”的法治理论，是东亚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成果。

 

人们羞于承认人本性恶，如同羞于承认是从猴子变来一样。可是，人确实是善的，又是恶的。一半是禽兽，一半是天使。如果认识到人有恶的一面，就应该主动采取相应的措施，“隆礼重法”，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高尚的精神情操，作文明的人；另一方面也加强法制建设，打击犯罪，惩办邪恶。如果以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人都会自觉从善根中生长出善德和善行，没有邪恶和犯罪，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可以不要了，那就太迂腐了。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荀子并不只说出这种“伟大得多的思想”，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隆礼”的理论以及一系列的导人为善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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