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代指导个体中，有不少人精通中国传统文明，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时期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湛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关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明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明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舆论切实是举不胜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小人’和‘下等人’应具备的品格、智慧、尊严、宽厚、残忍、信心和刚劲”。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沉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重视“人格”力气，主意待人处事要“端赖良知”，特别富于道德践履肉体，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络在一同。周恩来的许多优良质量如踊跃人世、忧患认识、残忍刻薄、清廉俭朴乃至忍无可忍，确也能从儒家文明这个庞杂的思维系统中找到渊源。但仅仅惟一于从儒家文明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明的钻研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明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明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个别的敬意，甚至有显著的扬老抑孔的思维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期间，那时社会次序失范，人祸天灾，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度。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起因和意图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觉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晓得“仁义出，小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进去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标无非是促世人觉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邪道下去。

 

回味无穷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以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得到了竞争之旨的观念是浅薄的，由于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彻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晓得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肯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由于一旦写出书来给他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豪杰巨眼。他以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有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