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环境中，他虽然没有片段的精彩，却留下了整体的绚烂。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幸好孟子及时出现，以他的言行做为“择善固执”的见证。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都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必将处事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

 

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能“从善如流”，结果由“择善固执”而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