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

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