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

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

饮酒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