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

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一首《菊花》诗，因最近拍了电影，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