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地图多为彩色，古代手绘地图也用色多样，随着技术的发展，套色印刷地图得以实现。此次展出的明吴国辅、沈定之撰的《今古舆地图》三卷，是现存最早的朱墨两色套印古今对照历史地图集，其中黑色字是当时的地名，红色字是古称。

 

 

此次展览的明末彩绘本《固原州舆图》非常奇怪，整个地图呈放射状，绘图者立在中央，地图呈现的是其面向四方看到的情景；而且与现在常用的上北下南方向不同，此图是上东下西左北右南。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苏品红介绍，依古代的科技水平，很容易确定方向，但古人绘制地图经常根据现实需要来确定方向，有时会标注，有时不标。此次展览的大部分地图都是采用上北下南方向，大部分也没有标注。

 

明代罗洪先编的《广舆图》是这次展览的亮点。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除了综合性地图，像《大明神势图》属于边防图，《江西全省图说》等属于政区图，《山东运河河工图》属于水利方面的“河工”图。此外，古地图的类别还有军事地图、人文地图、物产图等，门类非常广泛。

 

《广舆图》被一张方格网均匀分割开来，像是现代的经纬线。据介绍，这是古代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辅助线，称为“计里画方”，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据记载，此法始于我国晋代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六体”一为“分率”，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这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裴秀曾以一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地形方丈图》，唐代的贾耽以每寸折百里的比例编制了《海内华夷图》，北宋的沈括以二寸折百里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到了元代，朱思本用此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舆地图》，精确性又超过前人，并为明代《广舆图》的绘制提供了参考。

 

《广舆图》与现代地图的面貌相去无几，精确但显得单一；而清代的《避暑山庄全图》、《江西全省图》、《五台山胜境图》、《西湖行宫图》等，画面上山峦重叠，建筑精巧细致，笔墨精妙，让人很难分辨这到底是山水画还是地图。据介绍，这是我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形象画法。虽然有时这种地图精确性不足，但画面生动形象，富于观赏性，因而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甚至今天在一些旅游景点，我们仍能看到用形象画法绘制的导游图。

 

形象画法的山山水水可以“望图生义”，在计里画方的地图上表现地理现象，就是图例。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图例，但对山山水水的抽象化表示大体一致。《广舆图》就采用了图例，如山用山形开示，河流用线形表示等，并在地图上有图例说明的专区。由于《广舆图》在历史上的显著地位，它所采用的图例也为后世所参照采用。

 

 

古代华夏族人将世界称为天下，认为“天圆地方”，自己处在方形天下之中，所以自称“中国”，这个观念延续了几千年才破除，而“中国”的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古人的这种天下地理观助长了唯我独尊的天下政治观，并对我国历代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历史上，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发展，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特别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逐渐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对亚洲、非洲，甚至有可能包括美洲的地理环境都有了一定的认识。《郑和航海图》就是根据郑和远航“西洋”所绘的路线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等。然而此时传统的天下地理观仍然根深蒂固。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见到一张这样的大明帝国地图：明朝的15个省被画在地图的中间部分，其四周的海洋散布着若干小岛，代表当时中国人知道的外国国名。这些小岛加在一起的面积还不如大明帝国最小的一个省份大。

 

此次展出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明内廷根据利玛窦的手绘本摹绘的。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在1584年完成了中文标注出版，取名《山海舆地全图》。这幅精美的地图曾引起当时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但当听说中国仅仅是东方的一部分，而且所占面积竟是如此之小，没有置于全图的中心时，大臣们非常愤怒。利玛窦于是在后来绘制此图时，便把本初子午线进行了投影转移，将中国绘在正中央，以迎合天朝上国不容侵犯的尊严。

 

利玛窦和后来的传教士教会了中国人使用经纬度定位法。《山海舆地全图》显示地球为圆形，这无疑使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中国的地图学说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人们用实地测量和西方的经纬线投影法，历时10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就是一幅我国在科学的地理观和科学的方法指导下绘制的实测全国地图，其意义十分深远。然而这种地理观当时只是局限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直到20世纪初“忍看画图移颜色”，“天朝上国”的迷梦才真正破除。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