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

《庄子·天下》以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然其学犹未至于极；唯有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道”于庄学既是“万物畜而不知”的宇宙本体又是“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的精神归憩之所――二者应当如何协调？似乎可将《庄子》之“道”理解为自然演化所藉助的神秘的势能，在“人”则为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生命进化的长河。假设“自我”随着“道”之所趋游历这条生命进化之流――起初宇宙只是浑沌状态的“无”，渐渐地“无”随着动物感觉器官之发育开始显现为“有”，终于由隐而显呈现森然万象的“现象界”；而当生命之流经“天门”进入“本体界”之后，宇宙重新由“有”回归于“无”――此时森然万象的“现象界”已因“主体”之形成而沦为客观存在的外境。“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知北游》）。天地日月万物之存在无不藉助于作为自然演化之势能的“道”――当其尚未发生自我意识之时宇宙只在浑沌的“无”中存在，而当“道”之运行达于由“无”而“有”之时才开始以我们所能感知的形式呈现。这样理解未必符合《庄子》之本意，但唯有清在原作者那里尚为朦胧状态的认识才能圆满地解决庄学系统内部的理论困难。 

庄子智慧

《庄子》所理解的“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失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乃是超越时空的宇宙本体而时空无非其在由“无”而“有”的阶段“覆载万物”之形式，“人”因其可顺“道”之所趋“以出六极之外”，而游于超越时空的“圹埌之野、无何有之乡”，从而得以将“时空”作为自己的认知对象――由此孕育人类的时空观念。在《庄子》的哲学系统中“天人”乃是一对由“道”所派生的范畴――在“人”而言随顺宇宙生命进化之流所趋为“天”而逆势为“人”；质而言之，“天”为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先验自我而“人”则为“道”凝滞于外境所异化的有意识的经验自我。正是经验自我诱人沦落外境嗜欲逐利，从而失去天机盎然的宇宙本根。“夫在内，人在外，得在乎天〔《秋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当“人”真正懂得“天人之际”时，也就体验到了作为宇宙本根的“道”之存在了，所以至人无己（经验自我），彻底超脱了现实世界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