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脱略“道”之形迹的有道者总是知雄守雌，重新回到浑沌幽深的精神家园，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外面纷纷扰扰的世界。他们推已及人，“以自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五十四章）；因其破除“我身”之执也就超脱了“周行而不殆”的“道”之轮回，从而在变化多端的时势中牢牢把握自身的命运。察察为明之俗人乃是蒙昧无知之婴儿的否定，而返朴归真之智者又是察察为明之俗人的否定，所以《道德经》五十五章形容其“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乃是群体的精神发展史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在文明发生之初，“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八十章）。此时，涵养文明之“道”尚处于浑沌状态之中，犹如含苞的花蕾开始显露  无限的生机，为其所凝聚的文明成员相互融洽无间――尚未达到自我意识的“我”只是群体的一员，故而没有私有观念也没有与之相应的礼乐刑政。正是理性发育唤醒了“人”的动物本能及其自我意识，从此才有了人与人、群与群之间永无止尽的冲突和纷争。而浑沌状态的“道”也相应地由“无”而“有”，逐渐显现为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以凝聚日益“异化”的文明成员――当其势能耗竭之际也正是“道”所维系的文明系统开始走向分崩离析之时。“故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我们今日归之于“文明进步”的种种现象在老子看来正是孕育文明之势能日益耗竭的朕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一个政治共同体唯有当其成员之间的利害冲突逐渐消弭而内在凝聚力日益增强之际方能起衰而盛，所以明智的领导人总是绝圣弃智，使人民回到浑朴稚拙、安居乐俗的蒙昧状态以巩固国家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