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对《庄子·天运》“刍狗”之说的实质一语道破：“始用而旋弃”(《老子斠补》)。就是说，若如此诠释老子那两句话，那么天地对万物、圣人对百姓就是皆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了。难怪有些注家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释译为：“天地没有仁爱之心，把万物当作已经用过的刍狗一样，毫不爱惜；圣人没有仁爱之心，把百姓也当作用过的刍狗一样，毫不怜惜”了。有的注家虽然亦取《庄子·天运》之说，却以“任凭万物自然生长”来解读“以万物为刍狗”，以“任凭百姓自己发展”来解读“以百姓为刍狗”。显然，如此诠释似乎过于牵强，因为既然是“始用而旋弃”，何谈任凭万物自然生长、任凭百姓自己发展呢?

笔者认为，对《老子》“刍狗”的解读，应取河上公之说，即把它释为青草和小狗。如此，老子这两句话就似可释为：天地无所偏爱，就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至仁无亲”，亦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对百姓一视同仁。“至仁无亲”出自《庄子·庚桑楚》。庄子还说：“至仁尚矣”(《庄子·天运》)。意思是说，最高的“仁”是无亲疏贵贱之分的，而“至仁”是非常崇高的德行。“圣人不仁”当是在“至仁无亲”的意义上讲的，因为这也是老子的一贯思想。老子说，对老百姓要一视同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五十六章)。作为“至仁”的圣人，决不会像对待“刍狗”那样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百姓。如果把百姓视为“始用而旋弃”的刍狗，那么是否允许百姓“自己发展”，那就要看圣人高兴不高兴、对自己有利没利了，所以不可能无条件地“任凭百姓自己发展”。总之，如果把老子说的“刍狗”视为“始用而旋弃”的祭品，那么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诠释，就难免与圣人的品格和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相抵牾。

其次，把“圣人不仁”释译为“圣人没有仁爱之心”，也是不当的。老子笔下的圣人是“道”的化身，是最理想的君王，因而也是最讲仁爱的，这在《老子》中多有论述。如：“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四十九章)；“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六十二章)圣人对天下苍生悲天悯人、终极关怀之情跃然纸上。又说，圣人是“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意思是说，圣人总是让万物(包括万民)自我发展而不硬性控制，养育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事业成功而不居功自傲。“圣人不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这是说，圣人是不为个人积累财富的；他只知为民众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做事，而从来不争个人的名利。这是何等无私而博大的仁爱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七章，老子说：“是以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圣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即实行“无为而治”，旨在为民众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从而使广大民众实现个人自由、自主，群体自治，自己教化自己，自己成就自己，显然这是对天下苍生最大的仁爱。